在社会学中，个人或社会集团的社会立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变化，被称为社会转移。社会转移分横向转移和纵向转移。个人或集团（连同其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目标与文化形态）由一种社会立场，由一个社会阶层转向另一阶层，但同时其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却没有变化，这种迁移被称为横向转移。单纯空间位置的迁移亦是横向转移。纵向转移是指个人或集团在社会立场或社会等级的阶梯中，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移动，同时社会地位发生变化（自然，在纵向转移时，文化形态也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由社会下层转向社会上层，反之亦然）（注：《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34～35页。）
    职业变动、迁移及其它现象均可列入纵向转移或横向转移，但必须清楚，是否同时发生了社会地位的变化，还必须注意某种社会立场所具有的历史相对性。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进城若作为手工业者，则应列入横向转移（社会地位没有改变），若作为工人（在破产或被迫结束农业经营后），则应列入纵向转移（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在封建主义条件下，农奴变为自由手工业者甚至自由工人，看来应该承认是纵向转移，因为社会地位提高了。对于19世纪俄国农民到城市打工这种现象，若它未带来社会地位的变化，则应视为横向转移，若社会地位提高或降低，则应视为纵向转移。透过俄国城市不同等级集团社会转移的程度可从另一角度考察俄国城市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
    贵族和官僚18～19世纪上半期贵族和官僚是俄国的统治阶级。1722年实行官秩表后，通过服役是跻身统治阶级行列的基本途径。从此时起，服役贵族开始出现，服役贵族部分从军，部分担任文职。在教会信仰统计中军队中的贵族被列入军人集团，非军人贵族被列入世俗集团。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在社会转移中仅仅同其丈夫或父亲一起，结婚是其纵向转移的主要途径（注：伊·夫·兹拉比娜等：《18～19世纪上半期乌拉尔的家庭》，载《封建主义时期乌拉尔城乡相互作用问题》，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86年，第140页。）。
    这个时期，官僚的绝对数和相对数均增长，明显超过了俄国人口的增长，1738～1857年官僚数量增长了22倍，比俄国人口增长快7倍， 表明相当多其它等级的人涌入了官僚行列。官僚是开放的或半开放的等级，一般只进不出。除死亡、退休，及因触犯刑律或违背教规而被罢官者外，几乎无人离开官僚行列（注：阿·普·科列林：《贵族和改革后俄国的工商业企业活动》（1861～1904年），载《历史论丛》，1978年，第102卷，第128～152页。）。与其它等级相比， 贵族和官僚自然增长呈下降趋势，统治阶级主要靠其它等级的社会转移，其它等级非常渴望跻身贵族和官僚行列，而法律未对此加以硬性禁止，直到19世纪40年代前没有重大变化。其它等级通过供职，还有获得勋章、受教育程度、学术水平均有机会成为终身贵族，而获得八品文官者可成为世袭贵族。
    18～19世纪社会转移对贵族和官僚队伍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国家管理范围的扩大和复杂化，政权机构的官僚化要求统治阶级人数大大增加，而统治阶级的自然增长无力保证这一点。由此，政府对非特权等级开放进入官僚和贵族行列之门，这既反映出国家的客观需要，也迎合了非特权等级多数人的主观愿望，于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转移规模相当大。1737～1857年统治阶级（连同妻小）人数从3.1万人增至20.4万人，1857年官僚和贵族中有15.4万人直接出身于其它社会集团或其后代（ 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39页。），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统治阶级补充了大量的"新鲜血液"，才华出众且忠诚之士被统治阶级接纳，是统治阶级保住政权的重要条件。扎昂契科夫斯基认为"很大部分官僚源于非贵族知识分子，但不意味着他们有丝毫的越轨行为，相反，这部分官僚是最忠君的。因此，俄国专制制度因其社会支柱扩大而得到强化"。
    官僚分两类：无官衔、无贵族地位的下级官僚；9～14 品官僚即终身贵族；6～8品官僚即世袭贵族；1～5品官僚即有爵位贵族。18世纪中期这四部分官僚呈现这样的结构即70∶20∶8∶2（注：斯·姆·特罗伊茨基：《18世纪俄国专制制度和贵族》，莫斯科1974年，第110页～180页。），类似金字塔。下级官僚为金字塔的基础；塔身则为身居要职的官僚；以沙皇为首控制立法、执法和司法全权的少数最高官僚处在塔尖。19世纪中期官僚结构为27∶60∶11∶2 （注：普·阿·扎昂契科夫斯基：《19世纪专制俄国的政府机构》，莫斯科1978年，第30～38页。），塔底有所收缩，塔身有所变粗，表明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上半期在统治阶级中的社会转移以自下而上为主。
    17世纪不低于90%的高级官僚从最低一级官僚当起，其它条件相同时经历和经验起很大作用。18世纪情况变化很小。1809年颁布官僚考试法令后，情况变化很大，受过教育者享有供职和升迁的优先权，毕业于希腊语古典中学者、大学毕业者、学士、硕士和博士可分别从14品官、12品官、10品官、9品官和8品官任起（注：普·阿·扎昂契科夫斯基：《19世纪专制俄国的政府机构》，莫斯科1978年，第35页。）。
    18～19世纪中期官僚的受教育状况有所改善，受教育程度与官僚升迁有直接联系。一项统计研究表明，19世纪上半期官僚升迁（排除年龄影响），受教育程度、社会出身、财富和其它因素分别占31%、18%、12%和39%（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41页。）。 但是若指整体的社会转移，受教育程度尚不足以保证升迁，只有与诸如社会出身、财富、民族、个人、亲属关系和能力这些因素结合时，方能成为社会转移更有作用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上层官僚通常由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世家所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