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分等按其申报资本数量，1775年从其申报资本中征收商人等级税。1775～1807年商人申报资本最低限额增加，一等商人从1 万卢布增到5万卢布，二等商人从1 000卢布增到20 000卢布，三等商人从500 卢布增到8 000卢布。商人等级税也大幅度增加，1775～1821 年一等商人从100卢布增到3 212卢布，二等商人从10卢布增到1 345卢布， 三等商人从5卢布增到438卢布。即使考虑到物价上涨0.3倍，1824 年前纸币贬值400%，仍不难发现，对所有渴望注册到商人行列的人而言， 财产资格增加的幅度过高。1824年在保留申报资本最低限额情况下，商人营业税下降了40%，回落到1812年的水平，这种情况保持到1863年（注：普·格·雷恩德久斯基：《改革前俄国的城市市民》，莫斯科1958年，第167页。）。
    1785年一等商人中的少部分上层（最富有的商人、银行家、企业主）被封为"名门市民"，学者和艺术家亦可获此殊荣。1832年按沙皇旨意，"名门市民"改称"光荣市民"，一二等商人、知识分子、僧侣之子、官僚之子（非终身贵族）可得到这一称号。所有光荣市民免除兵役、人头税，不受体罚，有权参预地方自治（注：普·格·雷恩德久斯基：《改革前俄国的城市市民》，莫斯科1958年，第171～172页。）。这部分人数量有限，1820年共28人，1858年连同妻小在内为2.14万人（注：《俄罗斯帝国统计表集》，彼得堡1863年，第2册，第270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63页。）。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市民分为两个社会阶层。1721～1742年市民分为"正规市民"和"下流人"，1742～1775年市民分为一、二、三等商人，1775～1870年市民分成一、二、三等商人和市民，商人中分出"名门市民"（后称"光荣市民"），但商人内部间社会和财产差别比起"正规市民"和"非正规市民"或商人和市民间的差别小得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正规市民"和"非正规市民"，商人和市民间的不平等可归结为社会的不平等，而"正规市民"内部或一、二、三等商人内部间的差别是财产上的差别。
    从市民这两个阶层的对比上看，18世纪60年代前，以一、二、三等商人居多，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前，市民数量上升， 1830 ～1858年一、二、三等商人比重呈上升趋势。这表明18世纪60年代前市民内部以自下而上的社会转移为主，1760～1830年间以自上而下的社会转移为主，19世纪30年代起重新以自下而上的社会转移为主。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一、二、三等商人内部社会转移以自上而下为主，从18世纪20年代起到19世纪中期一、二等商人呈下降趋势。这些资料不能证明商人等级蜕化，更不能据此说明其绝对衰落，但是应当看到，由于农民竞争，商人作用相对下降和农民等级在国家商品流通中作用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农民农民纵向社会转移基本流向市民和通过征兵途径进入军人等级，农民横向转移即进城和参加殖民。
    1722～1785年当正式存在经商农民集团时，农民按合法形式转到市民行列的不多。第一，经商农民地位缺乏吸引力，1742～1782年分别有3 600名和7 600名男性经商农民（注：《俄国人口调查》，莫斯科1972年，第3册，第259页；夫·恩·亚科夫采夫斯基：《封建农奴制时期的商人资本》，莫斯科1953年，第51页。）；第二，1760～1770年对经商农民附加的法律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增长缓慢，1762年起若是地主农民须征得地主的同意，若是其它农民须征得行政当局的同意，方能成为经商农民。可见，地主和行政当局均关注纳税人的流失。
    为防止农民逃税，1812年政府规定经商农民须按农民地位纳税，同时付营业税。只是比市民付的营业税少些，此举奏效，大量农民转入市民行列，1816～1824年年均1.24万名男性农民转入市民（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571，目录9，文件18，第186～187页，文件24，第290～29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 年代俄国城市》， 第171页。）。
    1824年财政大臣康克林进行第二次税制改革，从农民征收的营业税增加，同时相应降低市民的营业税。结果，1825～1826年每年有3.3 万名男性农民转入市民，甚至1827年对农民和市民征收的营业税拉平后，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势头不减，1827～1842年每年有3.64万名男性农民成为市民（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571，目录9，文件18，第186～187页，文件24，第290～29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75页。）。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农民向市民的社会转移有时按绝对数较大，但仅仅涉及农民很小一部分。1744～1782年、1783～1795年、1795～1811年、1816～1824年、1825～1842年分别有0.003%、0.01%、0.003%、0.7%、0.2%的农民转入市民行列（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1页。 ）。在流动如此慢的情况下，俄国城市化速度不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