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28日，江泽民同志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说：“去年八月，我在北戴河与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座谈时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对这‘四个同样重要’，大家都很认同，现在的关键在于落实。”
    现在又一年已经过去，看来落实仍有待于付出很大的努力。这篇小文主要谈谈个人对于落实“四个同样重要”的一些设想。“和谐合作”与“潜心研究”（潜研）都是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提出来的号召，创新则是他的讲话的主旨。我准备从这一角度来说一些个人的想法。因为自己是学历史学的，所以先从史学界内部的合作说起，然后再依次说文史哲之间的合作、文理之间的合作，以及教学研究人员与领导之间的合作、上级领导与基层领导之间的合作。我觉得，如果不能在这些层次之内与层次之间实现和谐合作，就难以出现潜心研究的局面，从而也就很难出现具有突破性的创新。
    一
    首先说历史学界的概况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界总的发展情况应该说是良好的。出现了大批中青年专家学者，出版了大量的文章与书籍，从量上来说这实在是以前任何时期都难以比拟的。不过，尽管在中青年学者中确有很优秀的人才，但数量不能算多，而且距离达到大师级的水平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要走。在大量发表的著作中，真能算得上精品、上品的著作的比率也不能说高，为了评奖、晋级而做出的急就篇成批涌现，甚至还有学风欠严肃的次品以至赝品出现。如果当前盛行的浮躁之风不能及时得到扭转，那么形势还有下滑之虞。学风问题暂且不说，这里先谈有关学者间的和谐合作的问题。
    历史学界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出大师了。其中原因多端，这里只说学术原因。自从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在大学历史系里分设教研室以后，中国史与世界史分开，两边又各自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段，教师分属几个教研室，业务上各管一段。当时看到的好处是人人都有教学、科研的定向，能较快地培养出专家以适应当时教育发展的需要。应该说，这个目的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的。可是，这样做有一个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在青年教师里出现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状况。过去老辈先生大多有教中国通史或西洋通史的经历（其中少数还有兼教中外通史的经历），又因为解放前教授对于下一年的聘书并无必得的把握，所以老辈先生往往必须能教多门课程才能使聘书较有保证。这样一来，学术的基础比较宽厚，只要再具备一些其他必要的条件，就比较容易出现大家。解放后，聘书不愁了，专业固定了，好事却逐渐变成了坏事。若干年就在一个狭小的领域里转，成了专家，却难以贯古今、通中外；没有必要的广阔视野，这样的专就难免要受到种种局限。而且还出现了一个相应的问题，在一个历史系里，教不同历史阶段课程的教师之间缺乏业务上的联系，很难在共同的研究领域里互相促进，提高水平。另外，国内从事同一段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之间的合作也不多。很有益于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的学术批评，进行得也不正常。书评文章不少，捧场说好话的居多，切实讨论一些问题的少；另有一类书评则声色俱厉，贬斥交加，专攻伤口，不看成绩。严格说来，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学者之间的和谐合作，因为这样的评论不能静下心来，从而未必有益于潜心研究。在这样一些情况下，要出现大家是很困难的。
    近些年来，拓宽学科范围的要求提出来了，也要求教师承担多门课程并与工作量挂钩（ 实际上就是与物质待遇挂钩）。可是要改变多年来“铁路警察”的习惯或传统又谈何容 易，因为长期形成的习惯或传统已经渗入到人们的思想模式、知识结构及研究方法之中 ，不是可以凭借外部力量能够解决的。因此需要行政领导与教师和谐合作，潜心研究， 寻找出切实有效的方法，经过一个必要的过程，问题才能逐渐解决。如果简单地采用奖 罚的办法，弄不好还会助长不正学风的蔓延。
    二
    对于促进历史学的突破性的进展来说，历史学界内部的和谐合作、潜研创新是必要的 条件，但还不是充分的条件。文史哲诸学科之间的和谐合作，对于历史学与历史学者的 进展实际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历史学的研究主要以文字记载为材料来源，所以历史学者不能不掌握好语言文字的工 具。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 他的话可以说是有清一代学术经验的总结。清代学者在考证历史文献、辨章传统学术与 典章制度等方面取得的超越前人的成就，的确与清儒精于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密切相关 。19世纪初，尼布尔（B.G.Niebuhr）在德国开创了以语言学为工具批判史料、研究历史 的传统，朗克（L.von Ranke）继之，于是德国史学大盛，影响遍及欧美。20世纪，傅孟 真（斯年）从德国回国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除中国传统影响外，看来也受了这种影响。可是，也就从20世纪中期起，古典语言文字之学逐渐不为治史学者所重视，青年学生所读古书越来越少，从而阅读古书能力下降。在外语学习方面，近些年来强调口语与听力训练，这本来是好事，可是也有另外一种倾向，即重视口语语句，忽视语言文字学习中伴随文化了解的重要性。从前初中学生学英文，读《泰西五十轶事》、《伊索寓言》等书，不仅学了英文，而且同时自然地接触到了有关西方历史文化的一些基本常识。从前学英文很重视文法，当然讲英语时不能靠用文法编句子的办法来进行，不过读到理论高深、思维繁复的书（譬如马克思的某些著作）的时候，那种语言本来就不是口头语言，可以说那种文字正是作者思维进程的逻辑理路本身的展现，显然光凭语感是感觉不出其中的深意的，只有随着其文法结构一步一步地追寻其逻辑理路，才能理解其思想本身。这是艰苦的阅读与思维结合的过程，不是凭着好听力就能轻松地感觉到的。所以，学外文语法，可以了解使用那种语言的人的思维逻辑结构，而这一点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外国文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强调了口语的一面而忽略了文化的另一面，看来也有偏颇。随着学生语言文字能力的弱化，就出现了读不完指定参考书的现象。学生感到学习负担重，原因多端，而语言文字能力的弱化看来是其中因素之一。由于效率降低，所花费的时间必然增多，这样负担的感觉也就重了。我们没有办法延长学生的绝对时间，但是可以延长他们的相对时间，即提高他们的语言文字阅读的效率，因为工作总量一定，效率与所需时间是成反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