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如果学历史的学生缺乏一定的哲学、逻辑训练，那么对于比较复杂的文句、复杂的事理，就缺乏必要的认识与分析的能力，从而在理解上往往处于似懂非懂之间，很容易出现煮夹生饭的现象。从前的历史考证之学的大师们不仅语言文字功力深，而且兼通各种有关学问，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果对于历史上的种种典章制度与文化成果不能真正有所理解，只知道一些历史故事，那么，历史学自然是免不了要萎缩的，那还能谈什么创新呢？因此，为了历史学的发展与创新，我们就要有与语言文字之学、哲学界的学者的和谐合作。
    从事语言文字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和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学者，也需要与历史 学者和谐合作。治语言文字之学，离开历史文献和历史背景，那么其内容难免空虚贫乏；治文艺理论之学，不注意哲学和美学的素养，那么其理论也难以高明，难以面对各种新的挑战，从而也就难以真正地创新。治哲学而离开历史，就难以对各种哲学思想进行历史的分析，也难以从对历史的把握中体现出自身的时代性。治哲学而忽略语言文字之学，就难以与过去及当代的一流哲学家进行真正的对话，就很难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继续前进，就很难真正地站在学术的前沿。这样而要求哲学的创新，有可能吗？
    文史哲的和谐合作，这无疑是大家的共同愿望。可是，真正地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为文史哲学科的学生举办一些共同的学术讲演，让有关各系的学生互相听一些课程，这些都是有益的，但也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办法基本上是加法，是混合；加减法不能像乘除法那样合成一个新的项，混合不能像化合那样构成新的事物。因此，这类办法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如果天真地以为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所在，那么还可能在实效不大的同时增加学生的负担。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文史哲诸学科学者之间的潜心研究与和谐合作，应该说，这种研究本身也就是一种创新。
    三
    除了文史哲诸学科学者之间的合作，文理学科学者之间的和谐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这里所说的文科包括文史哲诸学科，理科包括自然科学诸学科。
    首先还是从我所从事的历史学科说起。历史学看起来与理科相去甚远，可是细究起来关系却很大。从相关内容来说，治历史学不能不掌握历史年代，而历史年代又与天文历法之学密切相关。从司马迁开始，精于天文历算的历史学家实在不少；即使不能精于此道，自己不能作推步运算，那也需要有一定的相关知识，否则遇到古书上的许多问题连看都看不明白。历史学的内容也无法离开地理之学，离不开沿革地理，离不开环境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历史学要研究一个时代的生产力与技术水平，也不能不了解许多有关科学技术的知识。当然，有人可以说他就是不管这些，只讲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历史，作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这也未必不可。不过要求历史学界出现大家，恐怕就不能这样了。
    对于从事文史哲诸学科的学者来说，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大量与理科内容密切相关的东西，哪里不懂就在哪里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死角。江泽民同志在“8·7讲话”中提出了“需要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理论家”的要求，这的确是时代的需要。文史哲诸学科的学者都须朝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方向努力。要这样做，就不能不多接触并了解外国与西方的相关文化。治历史学的需要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治语言、文学的需要了解西方语言、文学的发展，治哲学的需要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了解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内在精神与思维理路。而要了解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内在精神与思维理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必要了解西方自然科学方法与数学方法，因为那里面自有它们的一套逻辑推理系统。这一系统自古希腊以来一直是与其哲学精神密切相关的。而西方的哲学传统也确实影响到了文史哲诸学科的方方面面。严格地说，不了解这一套逻辑推理系统，就很难真正地理解西方文化的深层。所以，为了学贯中西，也需要对西方自然科学有所了解。
    对于中国的自然科学家来说，文史哲诸学科方面的素养看来也是很需要的。自从19世纪中叶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志士仁人就一直在向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领域顽强奋进。可是，在国内的中国自然科学家尚未有获得诺贝尔奖者，中国也未能在这方面进入世界的前列。其中原因多端，有历史的影响，有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同时也有自然科学人才培养方式上的局限。在中国，尤其是近几十年，学理科的人就专门学理科，而且集中研究自己的专门领域。这样做有利于出专家，而不利于出大家。我们看看诺贝尔奖得主的传记，就会发现，他们原来大多具有以下诸特点的全部或大部，这些特点是：兴趣非常广泛，视野非常开阔，推理非常严密，联想非常活跃，感情非常丰富。近代西方的许多大科学家同时又是大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而兼为哲学家的人很多，自然科学家而兼通文史哲诸学科的人也不在少数。爱因斯坦不仅酷爱数学与物理学，而且爱读康德的哲学著作，熟读歌德和席勒的诗篇，对小提琴更是爱不释手。要在科学的领域里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没有对于学术传统的深入不行，没有突破学术传统的勇气、激情、想像力也不行。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创新中的“必要的张力”。这种张力的一端是在学科的传统以内的，而其另一端则有许多成分在本学科学术传统以外。没有后者，就不能形成科学创新的必要的张力，当然要创新也就困难了。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里有这样两句话：“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诗文的创新要求如此，自然科学的创新大概也要求如此。只能钻进去，而不能跳出来的人，如何能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呢？
    江泽民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要互相学习，优势互补，密切合作，共同进步。”这些话很重要，不过要真正落实下来，那就又需要文理两方面的学者和谐合作、潜心研究。文理合作如何进行，这里并无现成的简单的答案，而是有待切实研究的问题。只有在和谐合作的情况下潜心研究，才能逐渐找到切实可行的思路与方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创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