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一波三折，几起几落，一直未能进入一个顺畅发展的轨道。两国关系的挫折和倒退使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感到困惑和沮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关系的特点和实质便开始逐步清楚地显露出来，人们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也就应该摆脱了简单化的境地。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对如何应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推动中美关系向健康方向发展，无疑大有裨益。
    一、中美关系缘何波折不断
    对中美关系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注意到，中美之间这些年麻烦迭起，波折不断。就最近的例子而言，1997和1998年两国元首的互访似乎最终摆脱了冷战后的徘徊局面，使中美关系重新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来，但1999年5月美国对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野蛮轰炸又制造了一个新的倒退，使中美关系再次跌入谷底。经过近一年的修复，中美在2000年恢复了正常的互访与对话，但美国领导人在就使馆被炸向中国解释、道歉的同时，仍在人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华贷款等问题上阻击中国，仍向台湾出售高技术武器，仍然声称要“保卫台湾”，为台湾新领导人打气。中美关系何以波折不断？不了解这一问题，就很难了解中美关系的问题之所在，复杂性之所在。
    首先，冷战后中美关系波折不断的基本原因在于冷战期间中美战略合作基础的消失。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却是了解中美关系的一个起点。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日起，美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就一直采取一种敌视、封锁、孤立和对抗的政策。美国冷战期间所推行的“遏制”战略的主要对象是苏联，但事实上它把相当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对中国的遏制上了。它在冷战期间所打的两场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可以说都是、或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即使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之后，美国仍然抱着与中国对抗的政策不变。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苏联的扩张势头变得愈来愈咄咄逼人，而美国领导人又迫于国内民众的压力不得不设法从越南战争中脱身时，美国才着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战略力量对比。在这之后，美国和中国逐步建立起一种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对抗苏联的对外扩张。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是制约扩张的主要力量，尼克松总统也曾努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开辟了70年代东西方“缓和”的新时代。但事实证明，“缓和”只是为苏联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和实施更大规模的战略扩张创造了有利时机。1970年，苏联对主权国家阿富汗入侵为“缓和”时代划上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句号。中美关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断得到发展，即使1980年当选总统的美国保守派代表里根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是美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诚然，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也使中国有效地改善了自己的战略环境。但毋庸置疑的是，美国通过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减轻了自己的战略负担，并为80年代对苏联战略上的转守为攻奠定了基础。
    然而，随着80年代后期苏联威胁的减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美中战略合作的基础开始消失。美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对于美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美中战略合作掩盖下的矛盾与冲突开始显现出来。美中关系开始出现变化。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恰好为美国改变它的对华政策提供了一个时机，因而美中关系立刻出现了逆转。可以说，冷战结束后美中之间的波折都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第二，冷战后中美关系的一波三折还在于美国国内政治的恶劣影响。中美关系成了美国党派斗争的工具。经历了冷战结束之时的逆转，中美关系90年代初期以来还是不断地有所改善。其主要原因在于，尽管冷战期间关系战略基础已经消失，但两国在经贸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却蓬勃发展起来，以致于美中关系在苏联的威胁消失之后已很难再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了。尤为重要的是，出乎许多西方预言家的预期，中国不但没有像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乱下去、垮下去，反而一直保持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这使得世界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也不得不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在1992和1996年两次大选中获胜的克林顿民主党政府逐步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突出标志就是1997年1998年实现了停顿多年的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互访。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国会开始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总统的权力则受到极大削弱。共和党在1992年失去大选后，于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夺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赢得了美国国会的主导权。从此，美国的党派政治与对外政策日益直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华政策更是成为美国两党争斗的牺牲品。人们清楚地记得，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克林顿领导下的民主党攻击的主要目标。但在1992年以后，共和党则站在原来的民主党的立场上，成为民主党总统对华政策的讨伐者。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先是批评克林顿政府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对华政策目标；接着又极力阻止美国对华关系的改善，并努力提高台湾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邀请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1996年之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又接连以“政治献金案”、“李文和间谍案”和“考克斯报告”等一连串的政治表演，毒化美中关系趋向改善的气氛；加上美国媒体刻意渲染和推波助澜，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成了美国两党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争论的热点。很明显，在冷战结束、苏联威胁消失之后，美国两党在对外政策上的一致已不复存在，总统在对外政策上的支配地位开始瓦解，党派政治走上外交舞台。对许多政客来说，党派利益高于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这是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多种声音和自相矛盾的原因之所在，也是中美关系波折不断的重要原因。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包括对台湾政策再次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攻击的目标。把本国对一个大国的外交政策当成国内党争的一个靶子，甚至牺牲品，这种现象在其他西方国家还没有出现。第三，中美关系波折不断还与近年来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有直接关系。经历了90年代国家实力的持续膨胀，美国正在重新认定它的国家利益，重新构造世界战略。这或许是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中美关系都将波折不断的根本原因。冷战结束之初，面对苏东社会主义集团的突然解体，面对世界力量失衡，美国领导人实际上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按照当时基辛格老先生在克林顿接任总统之初说的话，即是“美国第一次面对一个它既不能简单的撤出、又无法应付的世界”[1]。当时，美国人觉得他们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来自国内。但是，随着90年代初以来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综合实力的持续增强，美国领导人很快就从冷战后一时的彷徨中摆脱出来，加紧了构筑“单极世界”的努力。克林顿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和1993年就任总统时强调的是“国内事务第一”、“经济安全第一”。但是到了1998年，他所强调的却是美国在全世界“无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强调的是要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并不惜动用武力领导北约对主权国家南联盟大打出手。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重点的变化是美国对外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突出标志。
    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可以被看成是美国实力持续增长的十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不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已有的超级大国地位，而且还一步一步地构筑起一种新式霸权。与历史上其他霸权国相比，美国霸权不仅在“硬权力”的“体积”和“范围”上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而且还在“软权力”方面实现全球性的蔓延[2]。首先，美国经济实现了一百多个月的持续增长，刷新了历史记录。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历史上最长经济繁荣期载入了史册。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曾被视为美国经济领导地位最有力挑战者的日本更是由于泡沫破裂而跌入低谷。尤为重要的是，这次美国经济增长是以“新经济”的面貌出现的。有关“新经济”的界定、甚至其概念是否能够成立目前还有争论，但不管怎么说，美国已经在人类新一轮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经济革命中走到了世界的前面，则是确定无疑和有目共睹的。
    经济的增长为美国实力的扩张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同时也使美国所认定的“国家利益”更加广泛、复杂，甚至全球化了。首先，美国得以继续投入相当的财力提升它的军事能力。冷战结束之初，美国也曾削减军费。可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又开始增加军费开支，尽管美国领导人为军费的增加找出种种理由进行辩护，但归根结底是因为美国具备了新的提高军备的实力，美国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它与其他国家在军事上的差距。为此，美国不顾其他国家，包括自己盟友的反对，不惜违反它于1972年与苏联达成的反弹道导弹协议（ABM），研究和开发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地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促动新一轮军备竞赛。尽管克林顿终于在卸任前把部署NMD的任务留给了下一任总统，但美国部署这一系统，建立针对其他国家的更大军事优势的努力和前景是不容置疑的。其次，借助于苏东社会主义政权垮台的政治影响，借助于冷战后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信息革命的推动，美国在膨胀自己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同时，也把美国的文化产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推销到全世界。同历史上的霸权国如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国等相比，美国不仅在经济和军事等“硬权力”上真正地具有了全球性优势，而且在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和生活方式等“软权力”方面也在全世界占有主导地位。因此，有人认为目前所谓的“全球化”即是“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第三，美国人自信心、自豪感和使命感得到了恢复，“领导”（实际上称霸）世界的热情重新燃起，并且把许多原本被看成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事务，如把一国的人权状况，与国际安全联系在一起，因而也与全球化了的美国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举起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大旗。表现在美国的战略选择上，便是由向内政的退缩到向外交的扩展，并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愈加明显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作风。作为惟一仍然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许多人的“新视野”中便自然而然地“超越”已经全面倒向资本主义的俄罗斯（不管俄罗斯最终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成了最突出的异己力量。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与中国的冲突》便是这种新视野的产物[3]。
    简言之，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恰好与美国实力的膨胀、美国对其国家利益的重新认定和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同时发生，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其调整过程的一个缩影。克林顿总统第一任内，严格地讲，美国的确没有一个明确与稳定的对华政策。只是从其第二任开始，克林顿政府才在对华政策上拿出比较重大的举措，特别是恢复最高领导人的互访，但美国在人权、贸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台湾和西藏等问题上没有对中国做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让步。其背景即是经过90年代美国实力的持续膨胀，一个由美国一家主导世界的新的美国世界战略正在形成。对比90年代初，现在美国领导人对自己的实力更有信心了。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既交往又对抗的方针。从这个角度看，美中关系波折不断并不完全是美国国会政客与媒体兴风作浪的结果。克林顿总统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对华政策上确有分歧，但他并不想为了捍卫自己的主张而与国会形成对抗，往往妥协或让步。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冷战后总统权力的削弱，而且也在于总统与国会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是策略性质而不是战略性质的。无疑，中美关系的波折还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