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奴婢，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其实际的政治经济地位也是千差万别的。
    前述秦简《封诊式》的《告臣》、《黥妾》所载奴婢即因对主人稍有违忤，就分别被处以斩为城旦和黥劓，其处境是十分悲惨的，《汉书·处戚列传》载：窦皇后弟广国“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这样的家奴自然也是苦不堪言。大概是为了驯服奴婢，防止他们逃亡，秦汉时私家奴婢也有被施以髡钳的。《史记·季布列传》载：汉初，高祖刘邦悬赏抓拿季布，“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室，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即不能，愿先自刭。’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乃买而置之田”。据此，和季布一起卖给朱家的数十名家僮（奴婢）也当都是被施以髡钳的。这些人脖子上戴着铁钳，还要从事劳作，其痛苦可想而知。《后汉书·樊宏传》载：西汉末年，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樊重的重隶（奴婢）是被投入农业劳动的。《汉书·张汤传附子安世传》载，汉宣帝时，大臣张安世“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织，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这是私家奴婢从事手工业劳动的事例。汉代王褒的《僮约》记载蜀郡王子渊，向寡妇杨惠买家奴便了，立券文要求便了“当从百役使”，“锄园斫陌”，“结网捕鱼”，“喂食马牛”，“汲水作餔”等等，样样都得干，真是内外一把手。《僮约》虽属游戏文字，但并非无中生有，从中可以了解其时一些私家奴婢所受役使之重（注：《全汉文》卷四十二。）。
    然而，也有一些私家奴婢穿着华丽，游手好闲的。《汉书·成帝纪》提到西汉后期，“世俗奢僭”，民间“或乃奢侈逸豫，……多蓄奴婢，被服绮”。《后汉书·安帝纪》也言及京城里的“走卒奴婢，被绮榖，著珠玑”。这些身着讲究的奴婢，应当多是主人的仆从，是游离于生产劳动之外的。
    有些家奴，倚仗其主人的权势，横行不法，官吏无可奈何。如西汉中期，“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斗变，吏不能禁”。（注：《汉书》卷七十六《尹翁归传》。）再加东汉前期，外戚窦“宪既平匈奴，威名大震，……［窦宪弟］景为执金吾，镶光禄勋，权贵显赫，倾动京都，虽俱骄纵，而景为尤甚。奴客缇骑依倚形势，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有司畏懦，莫敢举奏”。（注：《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曾孙宪传》。）更有甚者，霍氏的一些家奴还敢于擅闯御史大夫府撒野。《汉书·霍光传》载，霍光和御史大夫“两家奴争道”引起争执，而霍氏家奴倚仗大将军霍光的威权，竟冲“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门，御史为叩头谢，乃去”。这类狐假虎威、为非作歹的家奴，在贵族、显宦家中恐不在少数。
    有些家奴本身就很有权势。如霍光的家奴冯子都，王子方。《汉书·霍光传》载，霍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常与计事”。“百官以下但事冯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注：“皆光奴。”），视丞相亡如也”。在百官眼中冯子都、王子方比丞相还显赫。东汉末年，大宦官张让“有监奴典任家事，交通货赂，威形諠赫”（注：《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这类家奴连官吏都要趋奉巴结。
    有些私家奴婢还很富有。西汉末年，大臣王嘉奏称哀帝宠爱董贤，一次就赏赐董贤家的“仓头奴婢，人十万钱”（注：《汉书》卷八十六《王嘉传》。）。大臣鲍宣也谈到哀帝对董贤“多赏赐”，“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注：《汉书》卷七十二《鲍宣传》。）。
    以上各类不事生产、养尊处优的奴婢，从他们仍是其主人的财产这一角度来看，认为他们还属于奴隶，似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们和那些整日从事劳作、食不果腹的奴婢相比，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要优越得多了。而和那些髡发戴钳、形同囚徒、被强制役使的奴婢相比，则更是有天渊之别了。
    综上所述，可知秦汉时期的私家奴婢情况复杂：有的必需终生为奴；有的则有望免为庶人，甚至成为主人的代户者。有的整日操劳，困苦潦倒；有的则横行霸道，生活富裕。有的髡钳褐衣，任人役使；有的则权势在握，金玉在堂。因此研究秦汉时期的私家奴婢，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地拿其和牛马比附。当然，也不宜笼统地说他们“生活优越，享受过分”（注：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27页。）。而必须作深入、具体的分析，是不能一言以蔽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