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配给短缺和压力重重，柏林人变得憔悴而瘦削，他们几乎没有可用来庆祝1944年 圣诞节的东西。这座德意志帝国首都的大部分已由于空袭而变成废墟。柏林人说黑色笑 话的才能变成了说面临大难时的幽默的才能--“请实际一点：给一口棺材吧！”
    德国的气氛确切地说是两年前发生变化的。就在1942年圣诞节前夕，有关保卢斯将军 的第六军在伏尔加河地区被红军包围的流言开始传播。纳粹政权发现很难承认，整个德 国国防军中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注定将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以及冰天雪地的郊外被歼 灭。为使国民对坏消息有所准备，帝国宣传与国民教育部长约瑟夫·戈倍尔宣布过一个 “德国圣诞节”。根据国家社会主义的措辞，这意味着节俭和意识形态决心，而不是蜡 烛、圣诞树以及唱《圣诞之夜》。到1944年，传统的烤鹅肉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在一幢房屋的正面墙壁已倒塌的街道上，人们仍能看到在曾是起居室或者卧室的墙壁 上挂着的画。画上的演员希尔德加德·克内夫（Hildegard Knef）凝视着左边一架位于残 留楼层边缘的钢琴。没有人能够走到钢琴前面，而画上的克内夫似乎很想知道，它还要 多久才会掉入下面的废墟。潦草地写在断垣残壁上的家人留言告诉一个从前线回来的儿 子，他们全都平安，住在别的地方。纳粹党的布告警告说，“抢劫者将被处死！”
    空袭如此频繁--英国人夜间来轰炸，而美国人白天来轰炸--以致柏林人觉得，他 们在地下室和防空洞中度过的时间多于在自己床上度过的时间。缺乏睡眠促成一种强忍 的歇斯底里外加无奈的宿命论的奇怪情绪。正如一连串笑话所显示的，担心因失败主义 被人向盖世太保告发的市民看来寥寥无几。大多数柏林人放弃了“嗨尔，希特勒！”的 问候语。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洛塔尔·勒韦（Lothar Loewe）离开柏林已有一段时间，他在 走进一家商店时使用这句问候语，这时每一个人都回过头来盯着他看。这是他最后一次 不在值勤时说这句问候语。勒韦发现，最常用的问候语已变成“活下去”。
    柏林最大的防空袭建筑是动物园地堡--一座宽敞的钢筋混凝土城堡，顶部部署了高 射炮，底下是巨大的避难所。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后，柏林人就蜂拥般地进入避难所。在 此期间，爱侣们在螺旋形混凝土楼梯上拥抱，似乎在参加一次“蹩脚的化妆舞会”。
    到处弥漫着一种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国家生存都行将崩溃的气氛。人们不顾一切地花 钱，半心半意地认为，钱很快就会变得一文不值。此外，很难证实的传闻说，姑娘和年 轻妇女在动物园车站和蒂尔加滕区四周的暗角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后来，在红军逼近 柏林时，无需保持纯洁的渴望变得更无所顾忌。
    当人们穿着最暖和的衣服、带着装有三明治和热水瓶的小型纸板箱进入防空避难所时 ，点着蓝色灯光的避难所确实能使人预先尝到导致幽闭恐怖症的地狱的滋味。在理论上 ，避难所提供所有基本的饮食需求。里面有一个可让妇女入内分娩的卫生所，配备了一 个护士。分娩过程看来由于炸弹爆炸所产生的振动而加快了。人们觉得，来自地面的爆 炸声似乎来自地球中心。天花板上涂着发光油漆，以便在空袭期间灯光熄灭时起作用。 灯光往往先是变得暗淡，接着熄灭。一旦输电线被击中，供水就停止了，而厕所很快变 得臭不可闻。对一个极其讲究卫生的民族来说，这真是一件令人痛苦不堪的事。厕所经 常被当局封闭，因为发生了很多起沮丧的人们锁上门在里面自杀的事件。
    就300万左右人口来说，柏林的防空避难所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通常都是人满为患。在 主要过道、备有座位的大厅和备有铺位的房间内，空气由于人多而污浊不堪，冷凝水从 天花板往下滴。矿泉地铁车站下面的避难所预定接纳1500人，但进入的人数往往超过两 倍多。蜡烛被用来衡量空气中氧气减少的程度。如果一支放在地上的蜡烛熄灭了，孩子 们就被抱起来放在齐肩高的地方。如果一支放在椅子上的蜡烛熄灭了，那么氧气已减少 到开始把人撤出的水平。如果第三支放在齐下巴高的地方的蜡烛火焰开始发出噼啪声， 那么整个地堡都必须撤空，无论上面的空袭是多么猛烈。
    柏林的外国工人有30多万，他们的衣服上标有一个表明他们来自哪个国家的字母。他 们干脆被禁止进入地下暗堡和地下室。这部分地是纳粹阻止他们与德意志民族密切混合 的政策的延续，但当局压倒一切的担忧是拯救德国人的生命。一个强迫劳工，尤其是一 个东方工人--其中大多数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遭围捕--被看作为达到特定目的可被 牺牲掉的人。然而，许多外国工人是作为志愿者被征募的，他们所享有的自由程度远远 超过被送往集中营的不幸者。例如，在首都周围的兵工厂工作的外国工人建造了他们自 己的避难所，并且通过单张报纸以及在腓特烈大街车站的地下避难所演出的戏剧，创造 了他们自己的流浪生活亚文化。随着红军的推进，他们的情绪明显高涨了起来，与此同 时，他们的剥削者的情绪明显低落了。大多数德国人怀着恐惧看待外国工人。他们把外 国工人看作特洛伊木马大本营，一旦敌军接近这座城市，就会立即发起攻击，并向德国 人复仇。
    柏林人抱有隔代遗传和出自内心的对来自东方的斯拉夫入侵者的恐惧。恐惧很容易变 成仇恨。随着红军的逼近，戈倍尔的宣传反反复复地讲述在内默斯多尔夫村发生的暴行 --去年秋天，红军入侵东普鲁士的东南角，强奸并杀害了这个村庄的居民。
    一些人出于其自身的原因拒绝在空袭时进入避难所。一个已婚男子经常与住在普雷罗 道尔贝格区的情妇幽会，他不能进入情妇的公寓的公共地下室，因为这么做会引起怀疑 。一天晚上，这幢大楼被炸弹直接命中，这个坐在沙发上的倒霉奸夫被埋在齐脖子的废 墟里。空袭过后，一个名叫埃里希·施米特克（Erich Schmidtke）的男孩--这个捷克 劳工非法进入地下室得到容忍--听到他的痛苦惨叫，奔向楼上传出叫声的地方。在他 被挖出来并被送去治疗后，14岁男孩埃里希不得不前去告诉这个受伤男子的妻子，她的 丈夫在另一个女人的公寓里严重受伤。她开始愤怒地尖叫。事实上，丈夫与别的女人呆 在一起使她感到的焦虑远远超过了他的命运。那时的儿童所获得的对成人世界的初步认 识是苦涩的。
    京特·布卢门特里特（Gunther Blumentritt）将军与大多数掌权者一样，相信对德国的 空袭能产生真正的“爱国情谊”。在1942和1943年，情况很可能确实如此，但到1944年 末，空袭的影响往往只是激化强硬路线者与厌战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正如其1933年前的 投票记录所表明的，柏林是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可是，除了很少几个 大胆的反对者，对纳粹的反对通常局限于嘲笑和牢骚。大多数人确实被1944年7月20日 刺杀希特勒的尝试吓坏了。而且，随着德意志帝国的边界在东部和西部都受到威胁，他 们陶醉于戈倍尔的一系列谎言，相信元首将对敌人发射新的“神奇武器”，似乎他即将 承担愤怒的主神朱庇特的角色，发出作为他的权力象征的霹雳。
    由一个妻子写给其在法国盟军战俘营中的丈夫的一封信透露了这种严阵以待的心态以 及对纳粹政权的宣传的轻信。她写道：“我对我们的命运抱有如此信心，以致正如戈倍 尔所说，没有什么能动摇来自我们的悠久历史、来自我们的光荣过去的信心。形势不可 能出现别的结果。目前我们或许处于低潮，但我们拥有坚定不移的士兵。整个国家已手 握武器，作好进军的准备。我们拥有将在上帝选定的时刻使用的秘密武器，我们尤其拥 有一位我们可以闭起眼睛跟着他前进的元首。请别让你自己被击垮，你必须不惜任何代 价不被击垮。”
    1944年12月16日发起的阿登高地攻势使希特勒的忠实信徒们的士气重新高涨了起来。 局势终于反败为胜了。对元首以及诸如V-2火箭等神奇武器的深信不疑使他们闭眼不看 现实。不断扩散的流言说，由于德军使用麻醉毒气，美国第一军已被彻底包围和被俘。 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劫持世界进行勒索，为德国所遭受的一切进行报复。
    德军最高统帅部并不抱有这种对西部攻势的热情。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担心，希特勒在 阿登高地对美国人发起的战略攻势将在一个决定性时刻削弱东部战线。这个计划不管怎 样过于野心勃勃。
    希特勒迷恋于引人注目地扭转战争命运并迫使罗斯福和斯大林作出妥协的梦想。他断 然拒绝对苏联作出主动表示的任何建议，这主要出于一个合理的原因，即斯大林只对摧 毁纳粹德国感兴趣，但这方面还存在一个基本障碍。希特勒的个人虚荣心极其强烈。他 不能被人看作在德国节节败退时提出和平要求。因此，阿登高地的胜利无论如何是至关 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