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劳工流动的外部拉力
    金刚石矿开采及开普铁路建设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需求，并导致了对劳工的大量招募。佩迪人是受欢迎的对象。劳工的招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头人的帮助。J·爱德华兹是杰出的招募者之一，他曾经在佩迪人地区从事过贸易活动。1873年他与塞库库内订立协议。据此，塞库库内同意在双方商定的工资水平上，持续不断地为矿区提供劳动力。尽管酋长势力是佩迪人劳工流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个中强迫的成分不可能是很高的。如果说在19世纪60年代劳工流动还是一项可以被人们接受的常规的话，那么，麦伦斯基认为，到70年代这就更成为确凿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酋长的权力体现为说服，而不是强制。
    事实上，佩迪人社会内部所面临的不断升级的土地压力是与金刚石矿和金矿开采处于同一时期的。金刚石矿的开采为业已深深介入流动劳工体制的非洲人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劳动力需求市场。佩迪人以迅疾的速度和宏大的规模，对这一需求作出了反应。1872年矿区建立了“土著”劳工登记制度。申报结果表明，佩迪人和聪加人是矿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为此，矿区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优先条件。矿区支付给劳工的薪水据称是南非境内最高的。其结果是，流动劳工从离家到抵达矿区的时间大为缩短，为的是能够赶紧挣钱。去金刚石矿做工的劳工一路上充满艰险，佩迪劳工抵达矿区后，已是精疲力竭，不名一文。佩迪人在矿区做工的时间为4至8个月不等。总的来讲，劳工的工作期限取决于其劳动所得是否够买上一支枪。
    对于包括佩迪人在内的非洲人传统社会来说，“金刚石矿所提供的机遇显然要胜过他们以往所面临的任何选择”。而金矿的发现与开采无疑又为其更大规模地介入劳工流动提供了契机，上述推拉合力强劲地推动着南部非洲的劳工流动循环往复地进行。
    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南非金刚石矿和金矿的发现和开采，矿业资本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需求，南部非洲的人口流动因之逐渐活跃起来，规模不断扩大。随着以矿业经济为中心的南非工业化进程的渐趋深入，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包括林波波河以北）的绝大部分黑人部落民族相继卷入了劳工流动的行列，并程度不同地被整合进了流动劳工体制。而伴随这一进程的，是在南非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
    提供流动劳工的农村地区却经历了缓慢的衰落过程。早期参与劳工流动的非洲社会呈现出多样性的景象。然而，无论就其社会影响，还是参与先后，均表现出了一致性。“有些部落承认它们在早期劳工流动中所起的作用；有的则矢口否认。这至今仍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注：P.Kallaway,"Black Responses to an Industrializing Economy:Labor Shortage and Native Policy in Griqualand West,1870-90",in Shula Marks & Anthony Atmore（ed.）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Longman,1980,p.293.）
    笔者认为，不论非洲人社会是否承认他们介入了南非早期的流动劳工体制，也不管他们是否承认在这一体制中曾经扮演过某种角色，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它反映了传统的非洲黑人社会对白人入侵，以及对南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抗拒心理。事实上，南非流动劳工体制的形成是南部非洲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真实反映。该体制除了表现为黑人社会迎合因“两矿”开采而出现的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外，同时它也是非洲人社会积极、主动地对抗殖民主义入侵所借以表现的形式（如以工资购枪等）。
    自16世纪中后叶白人殖民主义者侵入南部非洲以来，以塞克瓦提、塞库库内以及莫舒舒等为代表的黑人统治者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经过与白人近两个世纪的交锋，兵败失地的切肤之痛使黑人社会上层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加快非洲人社会的武装化进程，才能有效地对付来自白人的威胁。而在维生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条件下，流动劳工体制就成了非洲社会实现武装化进程所能借助的惟一有效手段。通过这一体制，一批批青壮年佩迪人被有组织地派往开普和纳塔尔等地充当流动劳工。笔者认为，佩迪人统治者借助这一体制至少要达到三个目标：
    （一）通过流动劳工体制获取枪支，以增强佩迪人国家的军事防御能力。德兰士瓦布尔人共和国试图在德兰士瓦地区建立并维持对武器的垄断地位，因而竭力禁止非洲人拥有枪支和马匹，与非洲人进行的此类交易，被视为非法行为。这些限制虽不断遭到布尔人及非洲人的反对，但对于那些来自开普和纳塔尔的商人，禁令被严格遵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流动劳工来获取枪支就成了非常有效的手段。而枪支对当时的佩迪人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19世纪50年代是佩迪人参加劳工流动大致上的开始阶段，同时也是祖鲁人、斯威士兰人以及布尔人大迁徙严重威胁佩迪人政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佩迪人遭受了攻击，他们为生存而斗争。他们所掌握的数量有限的枪支是非常有用的，尤其在采取战略防御时，这些枪支提高了他们在要塞中长期抵抗围攻之敌的战斗力。同样，金刚石矿开采时期也正是佩迪人和南非布尔人共和国之间关系剑拔弩张时期。这种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在1876年以伯尔格总统对佩迪人发动进攻而达到了顶点。
    （二）通过流动劳工体制获取硬通货及其他资源，以增强佩迪人王国的实力。该目标是通过佩迪人的进贡制度来实现的。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时期，返乡劳工总是要带礼物给他们的头人，这在流动劳工体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习俗。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因买枪而支付给商人的现款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返乡劳工上交给头人的贡赋。到1862年时，塞库库内通过这种进贡体制，已拥有了大量的布匹及毛毯，同时他还拥有自己的军火库。（注：Shula Marks & Anthony Atmore（ed.），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Longman,1980,p.298.）而国王则主要是通过控制弹药发放，来达到控制武器的目的。
    （三）通过流动劳工体制增强获取外部情报的能力。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流动劳工的有效组织和控制来实现的。
    在19世纪60、70年代劳工南进运动的组织和控制上，佩迪王国的统治者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流动劳工到白人企业工作的过程中，佩迪人总是有组织地往返。（注：南下运动开始后不久，即有大量的人员投身其中。据迪里尤斯估计，佩迪人极有可能动用了军队组织因素，但目前还没有确凿资料说明这一点。）而且，在劳工前往开普和纳塔尔等殖民地的整个流动过程中，塞库库内及南部的苏陀人统治者莫舒舒居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与白人控制区交界的非洲人地区的统治者，地缘上的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够利用其物质及政治优势，巩固自己的政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