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市病”的早期治理
    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早有人注意到了，并提出过警告。不过，问题没有发展到威胁整个国民健康或威胁到劳动力再生产的情况下，就不会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以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1838年，伦敦瘟疫猖獗，济贫法委员会秘书查德韦克建议派出一个医务委员会进行调查。同时，皮尔在艾希利勋爵和女王配偶的私人敦促下，组建了一个大城镇和人口稠密地区卫生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了大量调查，并起草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于1844年公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惊醒了有头脑的人们，并且对卫生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皮尔委员会对城市卫生状况作出建议：卫生管理应交由直接隶属于英王的地方当局单独负责；在任何排水方案付诸实施以前，应先有适当规模的计划和测量；地方排水区域的大小应随时由英王加以规定；一切下水系统应由地方当局统一建造；大杂院房屋和茅舍产业的费用概由所有者负责，主管排水的当局也应负责铺路；一切尘埃、灰烬和垃圾均为当局所有；当局应负责清扫污水池和厕所。还规定：凡住人的院子，宽不得少于20英尺，进出口不得少于10英尺；地窖和地下室必须备有壁炉、窗户和适当的排水系统，否则不许住人；凡新建的房屋一律应装有适当的厕所设备。还规定：当局有权为加宽道路、清理卫生和筹建公园而征收款项，有权要求充分的空气流通，强制不卫生的房屋打扫，核发宿舍的许可证，指派卫生官员等。（注：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666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是划时代的。它导致1848年第一个公共卫生条例的诞生和第一个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建立。从此，“国家就以一套杂乱无章的条例对疾病展开了毫无组织的战争”。例如，60年代的卫生法散见于地方条例、工厂条例、埋葬条例以及种痘、煤烟、食品掺假等条例之中。不过，无论如何，这些条例说明政府已开始正式介入城市卫生管理，城市卫生事业慢慢地前进着。50-60年代，伦敦首都委员会承办了四通八达的下水道，并且开凿了通往沼泽地带和入海口的渠道，其他城市也纷纷仿效。马克思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1865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来，这些灾祸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2页。）
    住宅方面也开始不少有益的尝试，其中著名的是所谓“模范住宅”运动。这个运动是由建筑商乔治·皮鲍迪和悉尼·沃特娄发起的。由于在伦敦中心不可能人人自己有一幢房屋，因而，他们开始建造一种成排的杂院房屋。这种房屋以较低的租金出租给低收入者。他们的成功引起人们的效仿，在伦敦工人区建造了一排排的这种模范房屋。另一方面，不少市政当局开始有计划地清理贫民窟。例如，利物浦市政当局从1860年起用市有地产建造大量工人住宅，后来又根据地方条例和国家立法，将杂院房屋以有碍公益事业而查封，并征购以进行拆毁。不过，大部分最坏的房屋的拆除，是在1882年以后的事。这时，这个城市每幢房屋不到6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2%以下。而1891 年每间房屋的人数已经下降到5.68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0.9%。可见，住房拥挤的情况在慢慢改变着。（注：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第621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四、社会制度与“城市病”的治理
    市政改革无疑对解决城市住宅、公共卫生以及城市管理问题产生了良好的作用，但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而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不仅如此，由于这些改革，基本上是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的，所以，常给赤贫阶级带来新的灾难。比如，过分强调卫生，限制排污，许多生产和经营活动无法进行，工人又饱尝失业之苦。当1848年公共卫生条例公布时，《经济学家周刊》就评论说：“疾苦和灾难，乃是自然的告诫，是无法免除的，在善心的人士还没有领悟他们的目的和结局之前，要迫不及待地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结果往往利少而弊多。”（注：《经济学家周刊》，1848年5月18日。 见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667页。）又例如， 城市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强行拆除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住宅，但市政当局又不能为工人提供足够的低租金住宅，这样就造成穷人无家可归。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城市改良“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722页。）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城市改良，如修铁路、修建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间的法律，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大量涌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不过，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同时，社会也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集中到城市，并投入到城市建设和组织方面。所以，城市面貌还是在慢慢地改变着。1892年7月， 也就是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的48年，他在本书的德文本第二版序言中指出：“这本书所描写的那些触目惊心的和见不得人的事实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至少不再那样刺眼了。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和改善了；穿过许多最坏的贫民窟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也跟着要被清除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本第二版序。）这说明，“城市病”已经得到初步治理，但距理想的标准还很远，还需要资源的投入，还需要时间。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在加紧进行着。事实上，英国早期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在我国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城市病”也不例外。所以，研究与借鉴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从英国早期情况来看，“城市病”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进程的资源配置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的原因又与自由放任主义有联系。当然，英国作为第一个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缺乏经验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就告诉我们，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要合理地配置资源，使两个过程协调。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如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用立法手段对私人或企业行为进行规制等；同时，对“城市病”要“防”重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