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阶段：夏商时期长江中游的次生文明社会
    夏王朝和早商王朝对长江流域的政治控制限定在长江北岸沿线。长江以南为夏商王朝直接控制疆土之外要、荒之服的方国或部族。晚商时期，商王朝的政治疆域退出了长江中游，同当地文化仅保持经济贸易往来，政治上交往不多。峡区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到二里岗文化时期主要受三星堆文化古蜀王朝的政治统治，晚商时期开始独立发展。夏商时期，长江中游只有两个地区的文化社会进入到国家社会，一个是鄂东北的二里岗文化盘龙城类型，以二里头文化夏遗民方国的身份转为商王朝的边疆诸侯国，是个半独立的国家。另一个是湘西皂市中层文化，在商文明的强烈影响下成为一个不受商王朝直接控制的独立的方国，属于一个次生文明。
    路家河文化占据峡区和荆江地区，尽管路家河类型和荆南寺类型曾经分别从属于三星堆文化古蜀国和二里岗文化商王朝而被纳入其国家社会体系之内，并分别受到古蜀国和商王朝的政治统治，甚至接受官职委任与赐族氏，但本文化的社会形态并无实质性的飞跃，仍停滞在部落社会的状态。当古蜀国与商王朝的政治势力退出长江中游后，路家河文化独自发展时，其社会状态还是处于部落社会，没有进入到自己的国家社会形态。总之，路家河文化在二里头夏文化时期和二里岗文化早商时期所处的是一个次生文明状态，并且是不稳定的和被动的。
    晚商时期江汉平原的周梁玉桥文化和湘东北的费家河文化虽归入南方尊罍铜礼器大系统，但这些铜礼器只用于随机的山林川泽祭祀，在社会的分层、阶级分化、等级约束、礼制的制定方面没有起到应有的重要作用，所以这两个文化的社会也依然停留在部落社会阶段，是不受商王朝直接统治的部族。湘江中下游-资水中游的本土百越部族通过与商王朝官商贸易获得商王朝的青铜器，作为财富保留、世袭和用于赛祝，在晚商时期也未对当地百越文化的社会向国家社会进步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百越文化的社会也处于部落社会状态，同样不受商王朝的直接统治。
    湖南沩水流域祭祀区出土大量青铜重器，可能是长江流域某个发达文化祭祀大地神的场所，我个人揣测这个文化很肯能与吴城文化有关，可从侧面反映出吴城文化早已进入到了国家社会和青铜文明时代。
    长江中游地区夏商时期文化的社会分析，充分展示出作为国家边疆地区的文化与其政体性质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必须做深入的具体分析，才能弄清研究这些社会的真实面目。
    纵观长江中游文明进程，可以深刻体会到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有如下几个特点。
    1.人地互动关系在长江中游文明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稻作农业是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社会生存与繁荣的基础，洪水控制体系是社会复杂化的动力。屈家岭文化为了与多洪水环境抗争，发展和完善了澧阳平原的环壕和筑城技术体系，扩展了平原来水上游山区堰居式聚落形态和平原地区城居式聚落形态中配套的天然分洪区的划定。各地的大聚落中的德高望重之耆老，便担当起超越于聚落之上的仲裁、协调和组织的职责，逐渐演变成社会公共权力。当他们有权力组织和指挥其他聚落的劳力修筑自己中心聚落的城墙或围堤这类大型公共建筑时，他们的领袖地位与权力即告正式确立，同时基于血缘亲属纽带和“大水入堡”的实惠建立起聚落等级制，以协调社会各层级的关系，这就是新的酋邦社会秩序。长江中游社会开始复杂化并趋于向心性。石家河酋邦社会在违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引发生态危机导致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全面爆发，病入膏肓已成定局。最终在外力洪水和中原夏禹的叠加打击下彻底崩溃了，断送了原发的文明进程。
    2.宗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
    在史前阶段，宗教是维系长江中游复杂社会的首要手段，分支的宗族制度日益发达和深入，宗教遗迹突出繁荣。从大溪文化早期城头山祭坛，到屈家岭文化时期邓家湾社坛，到石家河文化时期邓家湾的谷神坛，最后到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罗家柏岭天坛（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2期。），都无不笼罩着浓重的宗教迷雾。一些神像如屈家岭文化的陶筒形器、四耳器、石家河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的陶塑动物牺牲、玉神像等，集中见于文化区中心石家河，而且还零散见于某些地方中心聚落，表明文化区中心与各地方中心之间的维系纽带主要是宗教。
    3.前两点就注定长江中游不能自行进入到原生文明社会，而在周边先进文明社会的带动下进入到次生文明社会。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均是以消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因此当文明进程史前阶段在与可持续发展相违背的道路越走越远时，人地关系日趋严重，在长江中游史前社会踏进文明门坎之前，就耗尽了支撑强大文明社会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基础。人地关系的危机最终爆发，断送自发的文明进程是必然的（注：何驽：《可持续发展定乾坤-石家河酋邦崩溃与中原崛起的原因之比较》，《中原文物》199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