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政治的冲击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工党在此后逐步取代自由党成为两党制的另一个支柱。此外，战争期间国家干预的作用大大增强，这使得保守党内集体主义的倾向大大增强。这一时期主要的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于1924年推出“新保守主义”，主要是狄斯雷利“一个民族”保守主义的延续，内容包括强调社会的和谐，党的领袖的作用，进行社会改革以及保护下层的弱者。从实际结果来看，鲍德温的保守主义成就有限，主要是卫生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1924至1929年间进行的一些改革。[4]（P202-246）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保守党内部在国家作用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一方面，鲍德温等党内主流派明确开始从自由党人那里夺过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价值观，战争一结束，保守党政府立即取消了战时实行的价格、运输、投资以及食品分配等方面的控制。另一方面，20年代末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以哈罗德·麦克米伦、R.A.巴特勒等人为首的一批保守主义者开始信奉国家干预的原则。1927年，麦克米伦等党内左翼在一本名为《工业与国家》的小册子中就明确宣布放弃过去的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观念，企图在纯粹的私人企业制度与集体主义之间设计某种连贯的体系，即在战略上实行广泛的国家控制，在战术上则置于私人所有制之下。1938年，麦克米伦发表一本名为《中间道路》的书，宣称要找到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彻底的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折衷方案”。麦克米伦不仅提出财富的重新分配，以通货膨胀为手段克服经济萧条，还要求对公共事业进行国家控制，英格兰银行以及煤炭工业的国有化，立法保证工人的最低工资，工会参与国家经济计划等主张。[10]
    麦克米伦的著作及思想奠定了二战后保守党基本方针的基础。后来，麦克米伦回忆说：“事隔四十年之后，当时看来好象是幻想的东西，现在变成平凡的事情，并为人们广泛接受了。潮水确实向前流动；虽然我们仍然在同人们称之为‘混合经济’的问题在搏斗，但是国内所有的党派事实上都已经把这个观念当作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所必需的实用基础接受下来。”[ 11]（P223-224）战后，麦克米伦、巴特勒、昆廷·霍格等党内左派逐步成为党内主流，“中间道路”成为保守主义的代名词。按照霍格的话说，保守主义者在20世纪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如同在19世纪与自由主义作战时一样，为应付新的威胁，已经改变了前沿阵地。现代保守主义继承了托利主义赞同国家干预和权威的传统。[12] （P94-95）巴特勒则在下院表示：“我们并不惧怕使用国家的力量，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优秀的托利党人会惧怕试验国家的力量。”他声称“经济事务中强有力的政府政策的观念，是保守主义传统的真正核心。在计划这一词汇进入政治术语的词汇表之前，保守党人就已经在搞计划了。”[13]（P47）50 年代保守党的纲领性文件《工业宪章》宣布：“经济事务中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的观念，是保守主义传统的真正核心。”总之，按照艾登的话来说，此时的保守党已不再是“赤裸裸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党。尽管我们相信商业的个人责任以及个人动力的原则，我们却不是自由放任学派的产儿。”[14]（P27）巴特勒、 麦克米伦等所谓的“进步”保守主义者被党内右翼指责为“粉红色的社会主义者”。[15]为此，巴特勒在回忆录中为自己的立场辩护道：“波林布鲁克使我确信，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运用国家的最高权力；伯克使我认为只有通过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才能找到发展的模式；而从狄斯雷利那儿我则知道，两个民族必须合成一个。如果我的保守主义是非正统的，那么我的异端邪说也有声名显赫的同类。事实上，根据战后世界情况而改变了的保守主义原则意味着我们应当追求一个‘人道的资本主义’的目标。”[16]（P137）
    实际上，战后保守党与工党在运用国家力量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双方都在走“中间道路”，双方都不再认为国家与市场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私人企业与公有制之间，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存在决然的对立。两党的上层主流人物都经历了两战之间英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决心消除阶级冲突，因而在充分就业、福利国家以及混合经济三个方面达成妥协，形成了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政治。[17]（P17-39）
    国家作用的增强以及政府规模的迅速扩大，标志着英国政治发展到成熟的集体主义政治的新阶段，应当指出的是，这种集体主义政治离社会主义相去甚远，但无疑是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修正。同时，战后以凯恩斯主义及福利国家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要远远超过实际政策领域。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运行中仍起着主导作用，只不过国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经济的基本特征仍然是资本主义的。
    在经过50、60年代的迅速发展之后，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于70年代进入到危机四起的阶段，一方面，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经济政策无法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英国经济陷入“走走停停”的困境，另一方面，广泛的国家干预反而导致了政府权威的下降，工会力量空前壮大，成为英国政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来自左、右两翼要求结束共识政治的呼声日益高涨，左翼要求经济进行更大规模的国家控制，右翼则要求转向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当时，保守党内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和战略，一种是温和派所持的修正的社会民主主义，另一种则是撒切尔夫人和基思·约瑟夫等人认同并最终付诸实施的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新右派”思潮。
    关于新右派政治思潮，在此仅说明两点，一是新右派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两个组成部分，前者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和发展，所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市场机制、法治等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其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后者则是传统保守主义的核心观念的重申，突出的是传统、社会整合、国家权威以及爱国主义等传统托利主义的内容，其代表人物是斯克鲁顿、莫里斯·考林等人。其次，新右派尽管是一个松散的混合体，且内部并不一致，但是在减少国家干预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18]（P8）
    正是在国家干预主义弊端日益突出，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之间矛盾加剧，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政治风向开始向右转的时代背景下，撒切尔夫人于1975年开始担任保守党领袖，决心扭转保守党内集体主义的潮流。有论者认为，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赢得大选胜利是英国政治、思想、文化发生决定性转变的标志。[19]（P437）
    在此后的连续三届首相任期内，撒切尔夫人将新右派意识形态全面付诸实施。撒切尔主义政治体现出明显的两个层面：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一方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减少国家干预的措施，如实行以降低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等，改过去的政府直接干预为远距离的调控。另一方面，在社会领域强调加强国家的权威，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会改革和地方政府改革，撒切尔主义的十年体现出异常鲜明的权威主义、中央集权化和反民主的倾向。[20]
    总结前论，我们不难看出，在过去的将近一个半世纪中，保守党数次变换“形象”，皮尔把封建土地贵族的托利党改造为能够容纳新兴工商业资本家利益的现代政党；狄斯雷利推行“青年英国”的“封建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语），推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力图使保守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以获得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支持；面对二战后人民大众觉悟的提高和进步思想的发展，麦克米伦等人鼓吹所谓“人道的资本主义”，试图运用国家的力量来维系垄断资本的统治；撒切尔夫人则迎合7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向右转的潮流，进行了一场所谓“保守主义革命”。换言之，保守党总是面临保守与变革之间的冲突，其政党意识形态常常与社会现实和政治环境发生矛盾。保守党一直是一个维护特权阶级利益的政党，从最开始的土地贵族利益到此后的资产阶级利益。然而，它所维护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当外部压力过大时，它往往为了维护整个统治阶级而放弃其中的某些特权，这正如战后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保守党人所承认的，“如果你不给人民以社会改革，他们将给你社会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保守党多次被迫调整其意识形态及政策，然而，这些往往并非自愿，而是迫于当时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调整，其的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使保守党适应了环境的要求，这无疑是保守党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收稿日期：2000-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