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从孕育到萌芽，从形成到成长，走过了百年奋进的历程， 取得的成就，值得骄傲，积累的经验，富有启示。下面从学科的制度建设、学术成果和 治学方法3个方面，对这笔精神财富加以总结，以祝贺百年校庆，并与学人共勉。
    一、学科的制度化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有着悠久的外国史教学的传统。1902年，最初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建立，学校制度规定，学生第一学年学习普通课，其中就有中外历史；第二学年开始分 科，共分4类，第一类是国文和外语（英、法、德，任选其一），第二类中外历史地理， 第三类数学、物理和化学，第四类博物科，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卫生、农学 、园艺等。可见，从一开始，外国史就是我校的主要课程之一，更是“第二类”学科的 主要课程之一。[1]（P5）1912年在师范馆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师 范学校规程》的第二条明确规定：“本科分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 、物理化学部、博物部。”“外国历史”是历史地理部的重要专业课之一。[1]（P21）19 23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成立。1928年，历史学单独设系。1933年北平师 范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文学院下设历史系，外国史当然地成为该系的重要课程之一 。同时，还在文科各系开设“西洋文化史”课程。[1]（P118）
    我校的另一前身辅仁大学在她正式成立之前的辅仁社时期（1925-1927），历史课就成 了重要课程之一。[1]（P218）在她的初创时期（1927-1928），文科分为4系：国文系、史 学系（附考古学）、英文系、哲学系[1]（P222）。史学系开设“西洋史”课程，共学习3年 ，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世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3部分，教学内容 受西欧中心论的影响甚深，开始时由外籍教师授课，没有按课程的历史阶段设置教学的 组织机构，也没有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选修课和建制，更没有本科生、研究生的 不同培养层次（辅仁大学中国史方面有研究生培养制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籍教师 撤走，中国教师开始登上西洋史的讲台，赵光贤担任西洋古代史的教学任务，主要讲授 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等。[2]
    但是尽管如此，1949年以前，尚没有一个明确的世界史学科的概念。
    50年代初，全面学习苏联，后来逐渐暴露出来一些弊病，但是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它 在许多方面仍不失为推进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契机。就历史学而言，苏联的历史教学体 系全面输入中国，不仅引起史学指导思想和研究视野的根本变化，还导致中国历史学进 一步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包括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确立。世界史作为一个制度化的历史 学分支学科在中国得以诞生。我校历史系的世界史学科也逐步建设起来。此后虽然有过 许多的坎坷和曲折，但总的来看，世界史学科的建设是在健康地向前发展的，这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师配置的专业化。与中国许多大学的情况相仿，北师大历史系于1953年设立 世界史教研室。这是世界史分支学科在北师大发展的开端。当时一些在世界史方面有所 造诣或有所优长的教师集中到这个教研室，其中有李飞生、罗志甫、李雅书（古代史）、 刘启戈、邝平章（中世纪史）、朱庆永（近代史）、陈正飞（现代史）等。他们多数有国外留 学经历。罗志甫曾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又曾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刘启戈在40年代 曾翻译过美国学者海思等人撰写的著名教材《世界史》。朱庆永原来主治明史，在苏联 逗留期间，收集了许多俄苏历史书籍。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刚 刚起步的中国大学里，北师大世界史教研室能集合这样一批教师，实属不易。
    为培养新生力量，自1953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一些学业优秀的年轻教师陆续被安排 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如吴世俄、张文淳、刘家和、王绍岳、马家骏、张希孔、刘 宗绪、卢文璞、孔祥民、杨育才、吴豪德、张宏毅、彭琼熙、王新、周启迪、曾昭耀、 金相春、冯月华等。自1955年起，一些年轻教师逐渐承担起主要的教学工作，并显露才 华。
    50年代中期，世界史教研室分成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和世界 现代史教研室，并一度组建亚非近现代史教研室。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世界史学科的基本格局已经成熟并趋于稳定，目前的建制仍然 是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包括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和世界现代史教研室，教学力 量也处于稳定状态。
    第二，教材建设的系统化。对于一个新生的学科而言，教材建设是基础中的基础，因 而具有重要意义。我校世界史学科教师的教材编写工作，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50年 代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部大学教材上。一是刘启戈的《世界中世纪史》（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内部交流使用），这是1957年同时问世的最早3部由我国学者自己编撰的世 界中世纪史教材之一。一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编著的《世界 近代史讲义》（上册）[3]，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由我国学者编撰的世 界近代史教材。这两部教材体现了我系世界史学科教师在探讨历史规律方面的自觉。诚 然，它们都深受苏联相关模式的影响，但是在材料的选择与安排上，有某些自己的特色 。《世界近代史讲义》的论述方式更有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观点有机地融 入其中，对世界近代历史规律的表述更自觉地贯穿于字里行间。值得指出的是，该讲义 较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充分注意到这些论述的内在张力；在 努力展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近代史观时，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反映历史的多样性和历史 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这两部教材问世后受到学界的关注与好评。
    1961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要求，著名历史学家吴晗领衔组建具有权威性的《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组织编写一套世界历史普及读物。丛书虽为普及读物，但作者均为 一时之选。就当时的学科发展状况而言，该丛书也是一项较系统的研究工程，为国内学 界所关注。我系世界史学科的朱庆永、刘宗绪荣膺编委。刘启戈、刘家和、刘宗绪则在 各自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西欧封建庄园》、《斯巴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等，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1962年，全国大学通用教材《世界通史》问世（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教材的组织工作乃是政府行为，因此才有可能集中当时国内的优秀学者。我系世 界史学科许多教师参加了编写工作，其中有刘家和、张文淳、马家骏、刘宗绪、吴豪德 等。这部教材被公认代表了当时我国世界史的总体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全国大学 教学起了重要作用。编写者的严谨态度也对世界史学科产生深远影响。
    1979年，我国另一部世界史著作问世，那就是由著名历史学家林志纯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我校刘家和为该书主要撰稿人之一。该书体现了我国学者力图突破国外成说 、对古代世界史展开独立思考的最初尝试，标志着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从初期的简单模 仿到学科自主研究和发展的新阶段。
    继《世界上古史纲》之后，刘家和主编的《世界上古史》于1980年出版，1982年再出 修订版。在写法上，该书不同于以往的世界古代史著作，不刻意追求涵盖的国家、民族 和社会集团在数量上的齐全，也不刻意追求历史发展阶段划分的细密和具体，而宁肯追 求在大的时段内，世界古代历史结构上的整体性和有机联系，即把世界古代史看作一个 有结构的整体世界史的准备阶段，因而在内容选择上就是有重有轻，篇幅上有详有略。 [4]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编者有了这样的自觉：即世界历史是有结构的，因而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世界的历史就有不同的中心，也就有中心的转移。因而，在世界史的编写 中，就应该体现围绕不同时期的不同中心以及这些中心的转移而展开的重要历史内容。 这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深刻理解。该书出版后得到国内同行的好评，并获得国家教 委教材建设一等奖的殊荣。我校孔祥民参与编写的《世界中古史》教材亦得到同样的好 评。以上两部教材曾是国内覆盖面最广的高等院校世界古代史教材。
    90年代，刘家和与外校教授合作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吴于廑、齐世荣总主编 ），吸收了国内外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在编写体例上继续前进，更加自觉地展现古代历 史上主要文化中心的形成、发展和转移过程，展现这些中心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 [5]读了这样的教材，突出的感觉是，世界古代史再也不是若干古代国家历史的简单相 加，这些国家再也不是野蛮汪洋中独立悬隔、死气沉沉、自生自灭的文明孤岛，而是野 蛮荒漠中生机勃勃、相互关联、不断扩展的文明绿洲。这是我校学者在探索世界古代历 史发展规律和教材建设上的又一次尝试。这次成功再一次展示了我校学者对世界历史的 独特看法，也使这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观点再一次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好评。
    80年代至90年代，刘宗绪先后主编了两部《世界近代史》（高教版和师大版）[6][7]， 编写者均为我校世界近代史教研室教师。前者无论结构还是观点，颇多创获，在许多学 术期刊上赢得好评。后者在结构和观点上更有创新，《历史研究》为此发表长文予以肯 定，还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并被列入“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这两本教材都 有较大的发行量。前者系卫星电视教材，发行了30万册之多，是世界近代史教材中发行 量之最；后者系大学本科教材，被其他大学历史系选用，发行量已达3万多册。由此可 见其影响。
    卢文璞主编的《世界现代史1914-1945》[8]是按照整体世界史的观点编写的，不仅视 野开阔，而且新意迭出，颇受好评。段炳麟主编的《世界当代史》[9]创新体例，全书 分为两编，下编集中探讨重大历史问题。
    2001年刘家和与廖学盛主编、我校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周启迪、郭小凌、杨共乐等人参 加撰写的研究生教材项目《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 也是唯一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生教材。[10]从目前所获得的信息看，在国际古史学界，也 是第一部专门为世界上古史研究生撰写的教材，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和使用价值。该书 由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提交教育部学位委员会理事学科组审议后推荐为研究生教学 用书，并予以出版资助。
    第三，史料整理的正规化。历史解释框架的恢弘与史料的严重匮乏，这二者之间的张 力是我国世界史学科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基本问题。因此，资料建设就成了全国同行通力 合作的一项任务。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校世界史学科就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我校教师同东北师范大学的同仁合作，进行了基本资料的编译工作，于1959年出版了《 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上下两册，约50万字。上册包括古代埃及、两河流域、赫梯和巴 勒斯坦、印度的重要史料，下册为古希腊罗马史经典的选译。这是国内第一部世古史史 料集，不仅为本科教学提供了重要参考书，而且为我国世古史学科的工作者提供了具有 利用价值的基本读物。刘启戈、李雅书选译的《中世纪中期的欧洲》也是具有重要价值 的世界中世纪史资料选辑。[11]
    改革开放以来，我校世界古代史教研室成员集体编译了较大部头的《世界古代及中古 史资料选集》，[12]不仅有助于世界上古史和世界中古史的教学，而且为我国世古史研 究者提供了最基本的中文史料来源。郭小凌与厉以平合作编译了《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 想资料选辑》，[13]这是我国有关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第一部内容充实的史料集。杨共乐 编译了《罗马共和国时期史料集》[14][15]。张宏毅、黄安年分别主编了《当代世界史 资料选辑》第一、二分册[16][17]。另外，杨玉圣编辑的《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也是 一部很有价值的工具书[18]。
    第四，研究生培养的体系化。研究生培养制度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就学科建设而 言，不但解放前，就是文革前，除了教学分工，世界史学科内部的专业研究方向并未制 度化。凭借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校世界史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获准设立世界上古中 古史硕士点；更由于刘家和在世界古代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领域取得的 突出成就，我校世界上古中古史学科在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第三批博士点，我 校世界史学科因此而成为我国最早的硕士点以及4个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博士点之一（另外 3个是东北师大、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90年代，又成为我国最早的世界史二级学科 博士点之一，并设立博士后流动站，从而形成了从本科到博士后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我 校整个世界史学科争取到博士授予权奠定了基础。到目前，我校世界史学科可招收世界 古代史（包括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古代希腊史、古代罗马史、古代埃及史等方向）、世界 中世纪史（德国农民战争史和宗教改革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所有方向的博士和 硕士研究生，并有博士后流动站，供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从事研究工作。
    第五，项目运转的制度化。在晚近20多年中，我校世界史学科在科研项目运转上逐渐 进入常规化阶段。例如，世界古代史学科点在刘家和的带领下，获得中华社会基金、教 育部社科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10余项，并且开 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如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等，为我校成功地获得教育部史学理 论和史学史研究基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有了以上这些制度化进步，我校历史系就有了一个教师队伍整齐稳定、教材编写正规 系统、史料整理严谨丰富、培养体系层次分明、项目资金运转良好的生机勃勃的世界史 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