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研撰述的丰硕成果
    除了制度化发展，学术研究的成果及水平更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水平和程度的重要标 准，也是确定一所大学的地位的重要标准。北京师范大学之所以位居全国重点大学的前 列，除了辉煌的教学成就，扎实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因。在学校 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像许多其他专业一样，世界史专业的教师们不断成长，他们读书勤 奋、工作努力，在学术研究上不畏艰难，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不但为我校世界史学科位居全国的前列做出了贡献，也为北京师范大学增添了光彩。
    无庸讳言，1949年以前，我国高校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从总体上说是落后的，但在个 别学校和某些研究领域，却不能说没有术业专精的学者和富有新意的成果。比如在北师 大和辅仁大学，就有这样的学者和成果。王桐龄和他的《东洋史》、张星烺 和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就是杰出的代表。
    王桐龄曾留学日本，后来担任师大史地系主任，1922年，他的《东洋史》一书由商务 印书馆出版。全书约40万字，共3编，分为上古史、中古史和近古史，从远古的传说时 代写到明朝时期。“以汉族为主，而满、蒙、西藏、朝鲜、日本、安南、暹罗、缅甸、 印度、中央亚细亚各民族辅之”。[19]（P4）内容还涉及亚速、波斯、安息、叙利亚、阿 拉伯、希腊、马其顿等西亚和欧洲古国。可见应属于今日所谓的“世界史”的范畴。在 该书的序论中，他还对“世界史”的概念进行了厘定：“世界史者，研究地球上各民族 自古迄今互相竞争、互相融合、演成今日之社会状态所经过之阶级者也。而世界史又分 为二部，一东洋史，……二西洋史……”[19]（P4）。从这个定义，自可断定所谓“东洋 史”属于世界史的范畴。该书颇富时代特色，对当时的中国人进一步认识自己的民族和 认识世界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此前后，他还出版了《日本视察记》（原名《东游杂 感》）、《中国史》、《中国历代党争史》、《中国民族史》、《儒墨之异同》等著作 。
    张星烺（字亮丞，1881-1951），学问功底深厚，曾任辅仁大学史学系主任。 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于1926年脱稿，1930年由辅仁大学出版。该书共8编6册，字 数超过百万，堪称巨著。该书颇富特色，内容主要是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我国与欧 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往来关系的史料摘录，这些丰富的 资料是从大量的（300余种）中外史籍中辑录的，它们多数是中文史籍，还有相当一部分 是英、法、德、日等文字的史籍。在编排体例上，以地区和国家分类，按时间顺序先后 排列，编者还对其中的一些重要地名和史事做了必要的考释。该项成果在当时的中国居 于领先地位，为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资料线索和研究框架，至今仍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1977年中华书局再版时做了一定的增补和整理校订工作，书名由董必武署 检，可见其影响之大。[20]此外，张星烺还有《南洋史地》（清华大学讲义） 、《欧化东渐史》（1934商务印书馆）、《马哥孛罗》（1936商务印书馆）、《马可孛罗游 记》（意大利人波罗著，张星烺译，1936商务印书馆）、《历史之地理基础》（ 德国人哈兴额著，张星烺译，1943商务印书馆）、《中国通史》（辅仁大学）、 《宋辽金元史》（辅仁大学讲义）等。
    陆懋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他的《史学方法大纲》，讲史学方法，包括西洋史学， 也是国内史学理论方面较早的著作，[21]对后来的史学史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以上几位的研究工作为后来师大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先驱的作用，后人不应忘 记他们的贡献。
    1949年以后，我校世界史学科涌现出一批造诣高、影响大的学术带头人和知名学者。
    刘家和是我校世界上古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是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1952年毕业 于辅仁大学历史系，留校工作。1955年，入选教育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的2年制教师 进修班，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从事世界上古史研究。从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后来的发展看 ，正是这一期进修班，培养出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所必需的教学和研究队伍，对我国世 界上古史学科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主要表现在这期学员中后来有相当一批人 成为我国世界上古史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刘家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进修班结业时，他提交了结业论文《论黑劳士制度》，显示了出色的研究才能。虽然 该文搁置到1982年才正式发表，[22]此前在国内同行间流传，但它所达到的学术水平是 相当高的，表明早在50年代，我校研究人员就已关注当时关于奴隶制社会普遍性和特殊 性这一热点问题的讨论，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表现出了非常专业和前沿的研究实力。 更有意义的是，该文是国内第一篇真正进入实证层次的世界上古史论文，它所依据的史 料首先是古希腊典籍，即当时国内学者甚少注意的古典作家提尔泰、斯特拉波、波桑尼 阿、阿泰纳伊奥斯、波里比乌、色诺芬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普鲁塔克等人 的作品；其次是当时以专著形式出现的国外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格罗特、格罗兹、米 切尔等人的解释。这就使论文依托的史料基础同国外学者大体处在同一水准之上，超出 了当时国内习见的打语录官司或借助苏联史家或少数西方史家研究成果的做法。在上个 世纪50年代，能把外国史论文做到这种程度，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从内容来看，文章首先提出研究黑劳士制度的基本方法，即历史的方法，把该制度看 作是一种历史的、变化的事物，“把它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考察”，“作为整个斯巴达 社会的有机结构的一部分来考察”。同时还“必须考察这一制度多方面内容间的内在联 系，从而把握它的本质的特点。”随后依循这些思路，逐一展开缜密的分析与概括。论 文的基本结论为：古希腊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是一种城邦或公民公社所有的奴隶制度， 在城邦形成时期因征服而形成。这是有创新性的结论，表达了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个人 见解，如认为黑劳士制度之所以比较特殊，是因为奴隶劳动过早、过快也过多地排斥了 自由民的劳动，呈现出一种历史早熟的特征。这种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形成的强制 性的分工，代替了由于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逐步扩大和加深的分工，结果起了抑制经 济发展的作用。由于该文立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全面揭示了黑劳士制度的来龙去 脉及表现特征，至今仍是有关这一论题的基本参考文献。
    进修班结业后，他又将注意力转移到古代印度的思想史和经济史问题上，相继发表了 两篇论文：《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23]和《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24]，再次 显示了坚实的史学考据和概括的工夫，确立了学术声望。
    就印度种姓制而言，在这之前，国内只有个别评介性质的文章，完全没有探讨佛教与 种姓制关系的研究性论文。国外学术界，特别是印度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往往夸大佛教 对种姓制的否定作用，认为佛教讲究“慈悲”、“平等”，不承认种姓的界限。该文运 用娴熟的历史分析方法、扎实的外文与国学根底，根据汉文大藏经和印度文献，结合西 文译本，指出早期佛教确曾以平等说反对种姓制，但目的不是引导人们追求现实的经济 生活或政治生活中的平等，而是把用经验事实论证的“平等”还原为超经验的修行和报 应的平等，其消极性是包藏于内的，不易为人认识。在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论文中，则 从当时存在的关于印度土地所有制的正、反、合三种观点入手，证明古代印度的土地所 有制是一种特定的国有制，印度农民并没有真正的所有权。
    这样一来，我校世古史研究在前17年的学科形成与初步发展时期里，便无可争议地走 在了国内的前列，成为我国世界史领域最具竞争力的学科，为后来顺利获得世界上古中 古史博士点打下了基础。
    刘家和对我校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上。早在上世 纪50年代，他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就含有比较研究的动机，表现了明确的倾向性。在这方 面，他可说是得天独厚。其中最主要的，是得益于20世纪中国学术传统的滋养。众所周 知，世界史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新生事物，1949年以前处于草创时期，研究者的学 术功底首先在中国史方面，而且基础扎实，功力较深，他们对外国史的研究多少都要从 本国史的角度考虑问题。我校世界史学科的前辈王桐龄、张星烺的中外关系 研究都是如此。刘家和早年即受传统中国学术的熏陶，青年时代，立志于治中国历史， 即使在长期的外国史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也从未忽视中国历史的研习，这就决定了他的 外国史研究必然地带有比较研究的特点。50年代以后，不论中国史还是外国史的研究都 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为最高任务，而比较研究是发现问题、探索规律的重要方法之一。 当然，能够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历史，这需要深厚的中外语文功底和理论思维素养，刘家 和的教育经历和知识背景恰好可以满足这些条件，再加上异于常人的刻苦努力，他的成 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50年代中期，他从一开始就明确打算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推动自己对整个世界古代史 研究水平的提高。他的学术研究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文化哲学上。他从侯外庐的《中国 思想通史》中受到启示，以为搞思想史须先从社会经济史入手。而且，恰巧当时中国古 史分期问题讨论正热，有些学者的研究论著涉及到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又译作希洛 特）制度，《论黑劳士制度》是他几年努力的成果，文章除了研究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 ，还涉及了与中国史对比的问题，表达了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看法。80年代初， 出于对比较方法的珍视，也为了慎重起见，他把这篇文章中有关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删除 后发表。
    黑劳士文写成后，更感到要想很好地理解黑劳士问题，没有深入的比较研究是不行的 。而要想通过比较的研究提高对上古史总体把握的水平，选择两三个点看来还是必要的 。古代中国一直是其兴趣所在，作为一个点不成问题；另一个点落在那里？经过再三思 考，选定为印度史。因为印度也是文明古国之一，文化自有特色，足资与中国及西方历 史进行比较研究，并且中国历史上有研究印度的传统，积有大量的汉文文献，若结合西 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及有关印度史的西文资料和翻译资料，恰当而充分地运用这些条件， 很有可能做出自己的特色。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撰写并发表了《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 制度观》、《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等论文，目的就是以印度的首陀罗与斯巴达的黑劳 士及中国古代社会里某些人身不自由的劳动者相比较，以便把他们各自的特点认识得更 为清楚一些。
    改革开放以后，发表了《<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的论文，从“人宥（友）”“人历（ 鬲）”的关系中看周代的社会关系，并与古代印度和希腊的社会关系进行比较，既为世 界古代史，又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此后，他的许多中国古代历史 论文，都体现了比较的精神，尤其是《论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等文，更体现了比较 的宏阔视野。《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一文，展现了开阔的大局观，再一次显示了深 厚的学术功力。他对古代异地同时发生的文化飞跃或突破现象给以深刻分析，将其定性 为人类的首次精神觉醒。认为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泰利士、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 子的出现，是人类系统的哲学思考的开端，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明显标志。在他看来， 3个古老文明之所以能够产生系统思考人类命运问题的思想家，是因为具有一系列相似 的历史条件。这种精神觉醒体现在当时的思想家都对天（神或自然）人关系、人人关系和 人类本性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和反思。[25]他的《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2 6]对历史的比较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确立中国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对包 括中国历史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长期的世界上古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刘家和深深地感到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可是在外国人写的世界历史中却没有应有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而要改变祖国历 史在世界史上的不合理地位，不能依靠别人，只有靠我们自己，把中国史放进世界史中 去研究。多年以来，他为此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大胆的尝试。70年代主编《世界上古史 》，在较长篇幅的《余论》中，把中国古代史放在世界史中来讲，站在世界历史的广阔 背景上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4]这是第一次尝试。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正式将中国古代史有关阶段和内容编入世界史体系中去 ，在这部《世界史》古代史编的上卷中，中国史的有关阶段及内容，不是简单地、机械 地包括在“世界”的概念之中，而是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 背景中思考的。例如，对于传说中的夏王朝的内容，根据古代文明发生的时间和文献传 说与考古资料两重印证的共同标准，将其编入《最初的文明（下）（公元前4000年代后期 至前2000年代前期）》，使之与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并列。而对商周时期、春秋 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时期的中国，又都在充分研究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的特点的 基础上对当时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关系给予了一定的说明。最典型的是把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变革置于“古代世界的巨大转变”和“三个古典文化中 心的出现”这个大背景上进行论述的。这里的中国古代史既有自己的特点，又是整个世 界古代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里的世界古代史又是包含了逐渐形成为3个古典文化中 心之一的中国历史的整体，这个整体有她自己的内在结构和层次，比之于世界各个古代 文明的简单相加，毋宁更生动活泼，更丰富多彩。[5]这是第二次尝试。
    此外，我校世界古代史的其他学者也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 ，我校世界古代史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或填补了本学科的空白，或体现了方向性突 破，在许多方面提出了创新性的或属于学科前沿的论点，因而一般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
    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在刘家和的带领下，后辈学者沿着比较研究的路数继续前进 ，取得了可喜的创获。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易宁发表的论文《论司马迁与波里比乌的历 史思想》，对中西古代两大杰出史家的历史观进行了具体的比较研究，指出中西古代史 家对历史动因和历史进程的解释存在着差异，并对这些差异加以合理的解释[27]。蒋重 跃的《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则通过与古代印度的《政事论》、《摩奴法论》和古代希腊 的《理想国》、《政治学》等的比较，对韩非子暨中国古代有现实倾向的一派政治思想 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探讨。[28]
    在古代希腊史和西方史学史研究方向上，郭小凌出版了《克里奥的童年--古典西方 史学》一书[29]，发表了《古代世界的奴隶制与近现代人的诠释》[30]等论文。《古代 世界的奴隶制和近现代人的诠释》属于知识考古的论题，涉及困扰我国史学界几十年的 历史观。在文中，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由来、复杂的演化过程 及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比较清晰的梳理，说明了这一历史认识如何从科学的假设转化为 铁的规律，又如何从铁的规律转化为科学假设的内在外在原因。
    在古代罗马史研究方向上，李雅书和杨共乐合作出版了《古代罗马史》[31]，杨共乐 出版了专著《罗马社会经济研究》[32]，发表了《试论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经济属性》等 论文。在《试论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经济属性》一文中，作者从史实和理论两个方面对罗 马共和国早期的社会属性进行了论证，否定了以往认为这一时期属奴隶制阶段的观点。
    在古代东方史研究方向上，周启迪出版了《古代埃及史》一书。[33]
    在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方向上，孔祥民出版了《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34]一书， 发表了《马丁·路德的转变》[35]等论文。《马丁·路德的转变》一文研究了德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特殊形式--宗教改革。认为以往把路德简单地定性为叛徒的做法是不可取 的，对路德的积极作用应该肯定；骑士暴动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胡登是一位保守的革命 家。这些论点对以往成说有所突破，为宗教改革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侯树栋发表了 《从古法到神法--中古后期南德农民法律意识的变化》[36]。在国内的德国农民战争 研究上，这篇文章以其切入角度之新而显示了自己的创新之处。文章指出，德国农民思 想意识经过100多年的起伏，从日耳曼人习惯法向基督教神法转变，神法是农民战争的 思想基点，农民战争同宗教改革不过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两个方面。
    在世界近现代史方面，我校学者也有突出贡献。在法国近代史乃至整个世界近代史领 域，刘宗绪教授享誉全国。在有关真理标准的政治讨论展开之后，他于1979年在《历史 研究》发表《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国世界近代史学界解放思想 、转变研究范式的第一个重大突破。文章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阶段和“反动”阶段 做了新的解释，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先进性。文章讨论 的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触及的是世界近现代历史的主要评价标准问题 ，涉及到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这个根本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 在历史研究方面，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37]该文的发表在世界近代史领域 乃至更大范围造成震动，不仅引发了有关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热烈争论，而且引发了对 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的重新评价。
    刘宗绪后来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包括他主编的两部世界近代史教材以及领衔撰著 的《改变世界历史的二十五年--法国大革命探新》，继续展开和深化他的探讨。他坚 持用“生产力标准”取代“阶级斗争为纲”，并据此对世界近代史的基本趋势做了新的 概括，对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例如，他把世界近代史概括为资本主义制度产 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的时期；提出革命和改革是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两 种道路；强调了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历史使命的观点；对欧洲工人运动的阶段性历 史特征做了新的解释；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做了新的概括；等等。刘宗 绪的探索在学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一些新的思路影响到各种大学教材乃至中学教材 和教学。
    马家骏、杨宁一是在日本近现代史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马家骏是国内最早运用现代 化理论对明治维新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与伊文成合著的《明治维新史》是我国第一 部系统全面的明治维新专史研究著作。他与汤重南合著的《日中近代化比较》（日文版） 在日本学术界获得众多好评。杨宁一在日本外交研究方面颇有见解，后转向日本法西斯 主义研究。在凝聚其多年成果的《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一书中，他对以往法西斯 研究中的一些通行观点提出了质疑，运用现代化理论重新审视日本法西斯运动，明确提 出法西斯主义是“现代化的反动”的富于启发性的观点。
    在美国史领域，黄安年、张宏毅、杨玉圣是有较大影响的学者。黄安年勤奋耕耘，收 获甚丰，目前是《美国历史评论》的中国审稿人之一。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问题 做了有深度的探讨。在多年从事美国史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他以一人之力编撰了《美 国的崛起》[38]和《20世纪美国史》[39]，在我国美国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他的《当 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1945-1996）》[40]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美国当代社会保障政 策的专著，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现任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会长的张宏毅长期从事现代国际关系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 ，在美国人权外交研究方面尤有建树。他主编出版了《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41]和《 美国的人权问题》[42]。《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是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研究美国人 权外交的著作。张宏毅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与现实政治有紧密联系。1998年4月他受托 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法国巴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的“关于人的和平权利宣言 ”草案各国政府专家磋商会，并做了大会发言；1998年6月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人道 主义对话中心筹备会议，并担任该中心基金理事会理事。
    杨玉圣在美国史研究领域另辟蹊径。他撰著的《中国人的美国观》[43]梳理和总结晚 清以来中国政论界和知识界了解和探索美国的认识历程。这部著作是在长期查阅大量原 始资料的基础上，多次修改而完成的。它是对美国史和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一个贡献， 也体现了作者的严谨治学态度，颇受好评。杨玉圣在倡导学术批评方面也有独到的贡献 。
    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领域，刘北成是颇有影响的学者。他在译介西方当代思想学术著 作方面成绩突出，颇受海峡两岸学界推重。他译介的范围不限于史学，还涉及哲学、社 会学等领域。他翻译（包括合译）的一些重要著作引起了广泛反响，其中有福柯的《疯癫 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和《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在这些书中，有一些是很难译的， 非深入其中不能为功。他撰写的《福柯思想肖像》、《本雅明思想肖像》是对现代思想 家艰涩思想深入浅出的精辟读解，推进了学界与当代西方思想学术的对话。
    除了上述方面，世界近现代史专业还有一批突出的成绩，如张文淳在组织我国的非洲 史研究领域的建设方面具有重要贡献，王新撰有俄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佳作，韩文娟对 日本明治维新重要人物的研究颇受同行好评，等等。近年来，还有一些年轻学者也崭露 头角，如梅雪芹在英国环境史领域努力开拓，张建华在俄苏史领域收获甚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