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和出版《中亚文明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事业。这个大型研究项目是国际间尤其中亚国家间学术合作、交流的范例。在这个项目之前，教科文组织曾组织编撰、出版过一部《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1968年），当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费德里科·马约尔在《中亚文明史》所写的“序”中，称赞《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是一部“世界性的历史巨著”，这是教科文组织早期的一项重大举措，“旨在大力宣扬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历史的特殊贡献，加强他们对集体命运的意识”。在此之后，紧接着又计划了一系列的区域性出版项目，包括《中亚文明史》和关于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以及伊斯兰文化方面的历史研究、出版。其目的即是教科文组织在《组织法》中宣布的目标之一：“发展及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手段，并借此种手段之运用促成相互了解，达到对彼此之生活有一更真实、更全面认识之目的。”
    关于组织编撰、出版《中亚文明史》一事，费·马约尔说：“教科文组织将中亚列为这套区域性史学著作的第二部，是恰当的。因为，中亚地区与非洲一样，其文化遗产往往不能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主要焦点。但是自远古时代起，该地区就是欧亚大陆人口流动的发生地。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纪世界，其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里海到蒙古高原这片广大地区延续不断源自草原、沙漠、绿洲和山区的各族人民。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提到的基密里安人，希罗多德描述的斯基泰人，因其不断进犯而迫使中国皇帝修筑长城的匈奴人，公元六世纪将其帝国扩大到拜占廷边界的突厥人，古代中国声名远扬的契丹人，一直到十三世纪突然出现在世界历史中的成吉思汗统治的蒙古人，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共同为欧亚两大文明界定了范围，考验了其勇气和耐力。”（《中亚文明史》第一卷“序”）
    本书的第一、二卷的英文版，出版于1992年和1994年，分别由著名中亚学者A.H.丹尼 教授、V.M.马松先生以及J.哈尔马塔教授担任主编。汉译中文版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予以出版（A.H.丹尼、V.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文明的曙光：远古时代至公元前700年》，芮传明译；第二卷《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公元前700年至公元250年》，徐文堪、芮传明译）。
    《中亚文明史》每卷的开始部分都有M.S.阿西莫夫主席所写的一篇“出版计划说明”，其中详细介绍了编写、出版《中亚文明史》一书的由来。关于这部著作，首先是需要界定“中亚”一词的概念，因为对这个词汇曾有过不同的说法，也是这部著作的最基本的概念。为了避免引致毫无意义的争议，费·马约尔曾经特意指出了1978年在一次教科文组织会议上商定的关于“中亚”的界限：“对中亚的研究应针对有关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地区、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中国西部地区、蒙古和前苏联的几个中亚共和国的文明。本部历史所用‘中亚’这一名称即指这一地区，与可明确辨别的文化和历史现实相符。”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对“中亚”的定义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层次的涵义：一个是地理上的，另一个是所谓文化的和历史的，或者说是文化的。这种说法，在阿西莫夫先生的“出版计划说明”中有着相似之处：“在本书中，中亚应被理解为在该地区各族人民长期的文明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概念，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应将上述界定看作是严格的边界划分。”这个声明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按照我们的理解，此处所谓的“文化概念”是积极意义上的，它不仅仅是学者们的看法。因为中亚的愈益政治化的倾向，曾经影响到了人们对“中亚”概念的理解。就在本书的第一卷，附录了由L.I.米罗什尼科夫撰写的一篇专门文章《释本书“中亚”一词的含义》。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在此，我们要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亚’的地理（或自然）范围与历史学家们所研究的‘中亚’有着某种不谋而合之处，这种一致性并非出于偶然，盖因历史科学所认可的一个事实：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密不可分。即使我们不欲赋予地理因素以不适当的重要性，我们也还得承认，类似的自然环境不仅有利于导致类似的生产模式，还有助于引发相似的文化。这些观点完全适用于中亚。”“然而，在界定中亚的各地区时，必须记住的一点是，中亚居民的历史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文明才是本书研究的主题，而地理边界也不应视作一成不变。”（《中亚文明史》第一卷，368页）
    以上观点，当我们研究新疆古代文明问题时，是应当加以参考的。对“中亚”概念中的“文化”意义之强调，尽管作者们没有刻意说明，但我们认为对这个概念不能够采取别有用心的曲解态度；实际上作者们的用意是想说明：中亚在文明史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中亚各族人民借助于与周围各大文明之间的不断的文化交流的缘故。这个基本认识，在本书的各卷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我国学者研究西域历史文化，在资料上常有“捉襟见肘”之感。此之所谓“资料”，是指用于学术研究的各种考古学的以及文献的资料，有中、外之别。中国方面为我国学者所熟稔；国外的资料，过去曾做过一些译介，例如原苏联考古学家弗鲁姆金的《苏联中亚考古》，这部著作只是个简介，而且未能涵盖全部中亚地区，若说到系统、全面、富有概括性的著作，《中亚文明史》可以首推。“西域”在广义上包括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我们需要很好地去了解中亚的情况。
    本书所采用的编写体例，是由不同的学者分别写出相对独立的各章，然后将这些章组合成书，按照时间发展关系进行编排。这些学者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来自中亚以及有关国家。本书的第一、二卷，都各由二十章组成。在各卷都附有关于全书的“结论”，与本卷有关的地图、参考书目和索引，阅读和查阅起来非常方便。
    首先是关于“文明史”研究的问题。这种研究，与所谓的“文化史”或者“社会史”等研究之不同处，在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即将历史认识的对象，理解为一种“文明”（civilization），即物质的以及精神的文化实体。这种文明观是广义的，不同于社会进化史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在这种名目下，那种显得更“实在”的资料--考古学的资料，可以充分地发挥出价值。这种对考古学实物资料的重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关于中亚的历史记载比较缺乏的缘故；另一方面，中亚历史本身也更像是用实物构筑而成的。它的地处欧亚大陆--而非单纯是亚洲大陆中心的地理位置，可以解释中亚史的世界史特征及其“在各个时代的文化-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亚文明史》 第一卷“导言”）的环境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求我们在研究西域历史文化时具备世界文明史的眼光。
    本书的第一卷几乎全部采用了考古学资料，由A.H.丹尼和V.M.马松合写的一篇导言，概括了本卷的主要内容。这篇“导言”所试图阐明的“中亚历史的总趋势”，显示出作者所持有的人类体质的和文化的进化论观点，称之为“阶段化的观念”。食物生产技术的以及文化的进步，是论述“文明”问题的主要线索，作者据此区分出了不同的变化中的“生存模式”：“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聚落与捕食者共存，他们居于中亚的北部和东部，从事狩猎、渔捕及食物采集。游动的农耕生活和稍后游牧生活的发展，使许多人群的机动性增加，迁徙与移居遂变得更为流行。好几种现代民族的祖先，便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定居文明出现后的阶段，成为早期冶金时期的一部分。本卷之目的即在于论及全人类史前史中所有这些重要的里程碑。”（《中亚文明史》第一卷“导言”，2页）
    这里已经指出了中亚古代文明的复杂性和基本特征，也是其后文明发展的主旋律。农耕促成了定居的生活方式，“早期游牧人取代了他们的直系先辈--青铜时代畜牧者”，中亚的这两种基本类型的古代文明，在青铜时代就开始形成了。
    中亚之出现这种文明史格局，需要从自然环境的分析中去寻找原因。“世界历史的两极（最早的定居文明中心和草原上的畜牧者与游牧人）正是在中亚进行了充分的相互交流。最初的文明和富于生产力的畜牧业形成之先决条件，直接源于整个地区的天然资源，因为若干地理小区与某些类型的文化及特殊的历史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中亚文明史》第一卷，9页）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难免有“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嫌，这个带有宿命色彩的理论，过去受到过批判，但是现在又开始复苏了。在造成中亚古代文明兴衰的原因问题上，地理环境因素在很多人看来显得特别重要。E.亨廷顿正是基于对中亚地理环境以及古代文明的考察，才提出这个颇有争议的理论的。V.M.马松也曾指出了认识问题上的一个倾向，例如有人所主张的气候变化对于哈拉帕文明的崩溃所产生的影响，他对这种观点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中亚的文明史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在南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的索恩河（Soan）流域发现过一些遗物。“古人类在中亚南部出现为时极早”这个观点，可能说明人类在中亚地区的迁徙方向。V.A.拉诺夫曾经指出卡拉套文化遗物与中国黄土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器物的相似性，但是，现在看来还难以做出更多的推论（《中亚文明史》第一卷，23页）。新疆地区的资料在这里起到了一种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一点需要引起注意。
    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呈现出来的多样性，也是早期文化发展的结果。B.奥尔欣分析生产工具在技术上的演进，指出石叶成分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占据优势的（《中亚文明史》第一卷，36～37页）。他比较了从印度河流域到蒙古高原的广泛的资料，并尽可能与当时的自然环境联系起来。这个时期甚至出现了某种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例如人们“对于来世的兴趣”，可能存在过的宗教活动，等。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文化因素越来越发展，也开始出现新的形式。由A.P.德里夫扬科和吕遵谔教授合著的这一章认为，“中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加工技术，并非从外界引进，而是在其本地的莫斯特时期石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亚文明史》第一卷，56～57页）这种状况说明，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中亚的文化已经开始本土化了，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洞穴绘画这种艺术形式的出现，表现出了中亚古代居民的经济和文化潜力。从这个时期之后，与欧亚大陆那些文明中心所走过的历程相似，中亚的历史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单纯从生产工具的技术进化上看，是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了新石器时代即本书许多作者所引用的V.G.柴尔德的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革命”概念。但是，更具文明史意义的进步表现为从取用自然的产物--即采集和狩猎的阶段，向农耕和家畜饲养的转化，即向生产型经济的转化，被认为“在人类社会兴起的历史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亚文明史》第一卷，72页）。“早期的农耕和畜牧变成了生产食物的主要手段，这是引导人类奔向文明的长征途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中亚文明史》第一卷，73页）从农耕和畜牧经济方式，自然引导出了两种形式的文明：以农耕经济为代表的定居文明和以动物饲养为代表的游牧文明。这也是本书对于中亚古代文明所做的分类。“畜牧”和“游牧”自然是有区别的，这在本书第二卷中得到了区分。
    在描述中亚文明史进程时，生产工具的进步始终被当成本书的主线，是故在新石器时代之后，青铜以及铁器时代是接下来的各章中所重点论述的。截止到第一卷结束时--公元前700年前后--为止，中亚各个主要地理区（伊朗、阿富汗、呼罗珊与外阿姆河地区、巴基斯坦及印度河流域、阿姆河流域、中亚东部亦即从新疆到甘青地区）的青铜文明的面貌和发展状况都得到了介绍，实际上上述诸地理区中都有各自的主要遗址，构成了各自的文明中心。在青铜时代末期，铁器时代渐渐孕育、开始了。在本卷的最后几章，作者们讨论了几种经济生活方式：畜牧、畜牧-农业、游牧等，中亚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基本格局开始奠定了，也就是定居文明以及游牧文明这两种基本形式，在中亚都开始形成了。
    从第二卷所叙述的时间开始，中亚的历史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本卷以“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为题，在时间上叙述至公元250年左右。这是贵霜帝国衰亡的时间。在本卷所述的时间范围内，因为文献资料--中亚周围诸大文明的以及中亚本地的--的加入，中亚进入了历史时期。尽管如此，本卷的作者们仍然对考古学资料给予了充分的 重视；在很多情况下，考古学资料甚至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此种研究法，与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不谋而合。
    第二卷论述的主要内容从中亚西部的古代伊朗族游牧民开始，在叙述了中亚西部的希腊化王国之后，接下来的几章涉及了帕提亚（安息）、东部中亚的游牧人、月氏人及其迁徙、塞人与印度-安息人等问题。由马雍、王炳华和孙毓棠撰写的两章论述了新疆地区的文化以及匈奴和汉朝统治下的西域；贵霜人和贵霜王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贵霜的城市和城市生活、贵霜的宗教和艺术以及语言、文献等，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关于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塞人王国的语言、文字的一章，由J.哈尔马塔撰写。接下来的两章分别论述了中亚西北部和北部的文明。前者是定居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交会处；后者保持着游牧文明的本色。在本卷的最后一章，论述了萨珊波斯的兴起，这是造成贵霜帝国衰亡的原因。从这些作者论述问题的方式可以看出，我国学者所习惯的那种以政治史担纲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多少的反映；这是由于中外历史思维方式不同等原因所造成的。正是在“文明史”的名义下，人类历史的丰富多彩的内容才得到了显现。
    古代伊朗是一个文明中心，它的光辉照耀到了中亚西部的广大地区。在中亚其它地区，与此相似的是：它们也各自受到了周围文明的影响。例如在中亚的东部，中国文化的光辉普照到了塔里木盆地以及更远的地方；在中亚南部，则是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贵霜帝国的兴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草原游牧文明的匈奴，则影响到了中亚北部的广大草原。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或许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中亚很容易受到周围各大文明的影响和政治控制，实际上它并不曾形成过一个统一的政体。这是中亚历史的特点。
    从这一卷的论述可以看出，虽然可以将中亚划分作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两种基本形式，中亚在政治上不是一个统一体，但是由于深受周围各大文明影响而形成的多元文化交融的局面，亦即陈寅恪先生所谓之“种族文化”格局，已经开始出现了。
    综观这两卷的内容，实际上作者们在自觉与不自觉间按着唯物史观描述中亚的文明史进程：物质生产的进步是社会文明的动力；根据物质生产以及社会生活方式划分出中亚文明的两种基本类型--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与此同时强调中亚民族的迁徙性以及积极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在将中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之时，又充分认识到了周围文明对它所产生的影响，这种种族文化的相互交流性，正是中亚文明的特征。在这种交流当中，创造出了新的文明，在本卷的“导言”中采用了一个概念“混合文明”是一个很好的概括：“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在距离遥远的各民族的文化事物的交流方面起了促进作用，并且创造了一种混合文明，这种文化构成了直到阿拉伯统治时代的中亚文明的基础。”（《中亚文明史》第二卷，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