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无法用文明的规则对一个目标不明的敌人宣战，但军事还击和宣示性的轰炸 是必然的。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终究可以援引国际法的自卫权而使出兵合法化，而且这也 是一个被复仇和恼怒所控制的强者的必然选择。虽然美国在出兵选择的时候，忘记了《 圣经》切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训诫，但多少有些“西部牛仔”形象的布什总统 ，却鬼使神差地记起了“十字军”的文化身份。美国的军事行动几易其名，从InfiniteJustice（无限正义）到Enduring Freedom（持久自由），自然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但 其中也不乏文化身份意识的混乱。美国不能拥有神的权利，对他的同类执行“无限正义 ”的惩罚，但可以为捍卫地上的自由而战。正如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所说，美国是为自由 生活方式而战。但是，对许多穆斯林来说，这不过是十字军东征的现代翻版。
    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眼里，现代自由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不过是讲英语、穿西装 、男女混居、流行音乐或者夜总会！在他们看来，这种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生活方式会 毒化和破坏伊斯兰的文化习俗、道德和家庭，而自由社会的经济制度、银行制度、法律 制度，以及立足于个体人权的民族-国家，也是同伊斯兰教法（沙里亚）相背离的。的确 ，大众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理念对穆斯林社会的解构，可能远远超过当年十字军东征对 穆斯林世界的冲击。因此，它必然会遭遇伊斯兰文化更激烈的回应。特别是当下层的穆 斯林饱受贫富分化、政府腐败和道德堕落带来的痛苦之后，当上层的乌里玛和其他社会 精英需要诉求伊斯兰一揽子解决现代社会问题之时，伊斯兰极端主义倾向就容易出现。 埃及、土耳其、巴列维王国这些严重西化的国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有意思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决不是20世纪西方的新教运动，仅仅恪守经文，复归 过去，而是主动接受西方的科技文明，将它合理地伊斯兰化。自称伊斯兰国家的沙特阿 拉伯，甚至可以用男女电梯和闭路电视教学等现代科技手段，解决伊斯兰传统中棘手的 异性身份问题。而那些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也大多接受过良好的现代教 育和专业训练。甚至像霍梅尼这样的伊斯兰教法学家，也可以借用“宪法”、“议会” 等西方政治学概念来建构伊斯兰国家，虽然他遵循的是所谓的“伊斯兰逻辑”。然而所 有这一切，都是在肯定至高无上的伊斯兰价值的前提下发生的。“富裕的石油长老们” 不仅仅要在西方人面前挽回伊斯兰文化尊严，从穆斯林世界寻求文化认同，而且还确信 《古兰经》与圣训已经包含了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在霍梅尼、毛杜迪、班 纳这些伊斯兰思想家看来，伊斯兰教具有一种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事务的制度和方案 ：政府的形式和行政管理，制约人们相互关系的规则，与外国的关系和所有政治、经济 、军事的规则，而清真寺历来是领导和指挥中心，是审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中心。于是 ，伊斯兰复兴，就意味着重新实施伊斯兰教法，将现代的、世俗的物质文明伊斯兰化， 如伊斯兰国家、伊斯兰银行、伊斯兰学校等等。而这种伊斯兰化，也就被理解为解除当 代“贾希利耶”（精神蒙昧）的反“十字军”运动。
    亨廷顿对文明冲突的理解是一种文化整体主义的观点，它容易将文明绝对化，但他对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本质及其相互间关系的观察，是极其深刻的。他指出，西方与伊斯兰 在发展中冲突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基督徒的狂热或20世纪穆斯林的原教旨主义恐 怖这些暂时现象，而在于两种宗教的本性及其造就的文明。冲突既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差 异，也来自于两者间的相似性：基督教基本上恪守政教分离，伊斯兰教却坚持宗教与政 治的结合；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不容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负有普世主义的宗教使命 ，都用非此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自创始之日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 有机会，基督教也如此。“圣战”与“十字军东征”这两个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似， 而且还将这两种信仰同其他宗教区别开来。应该说，亨廷顿的这翻论述，不但是公允的 ，也是充满真知灼见的。
    今天这场恐怖与反恐怖的斗争，真有可能演变成“圣战”与“十字军东征”意义上的 战争。因为人们无法摆脱一千多年的历史情结，相反地，以恶制恶、以暴制暴只能激发 和强化双方的历史记忆。历史情结在政治事件中的渗透和复现，必然加剧当代普世意识 的危机。西方民族-国家的理念有悖于伊斯兰的宗教真理，也不足以克服当代泛起的文 化乡愁。孔汉思的“全球伦理”也许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但对当代世界来说，它是可 能的和充分的吗？这将是“9·11”这一恐怖“杰作”压迫给我们的沉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