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过汉武帝的大事记。然而，今本《史记》的《孝武本纪》非原貌，是后人摘抄《封禅书》的补作，早为学者熟知。因此，东汉便有传说，司马迁的原著，被索阅其篇的“今上”亲手毁掉了，是可信的。不必重述以往论著关于司马迁写他那时代的历史如何尊重事实的考证，就看他批判汉武帝缺乏洞察先机的才智，用人不当，导致帝国病患愈来愈重，所谓“六不治”，已可得知他怎么会以身殉史[3]。
    春秋晚期已流传“上医医国，其次疾人”的名言。据《国语》说，它的发明权，属于秦人医和（注：见《左传》昭公元年，文长不具引。）。《左传》曾详述这位佚氏的秦医，应聘到晋国给晋平公治病，一见便断定其“疾不可为”，说了一篇何以不治的道理，因而被晋卿赵孟叹为“良医”（注：见《国语·晋语八》医和曰。按，此谓医和对晋卿赵孟语，与《左传》载医和断定晋平公患了不治之症之后，答赵孟的基调相同。）。
    司马迁著史，大量征引过《左传》、《国语》，因而对于医和其人其言不置一词，颇令人费解。但无论他是否避免触怒“信巫不信医”的今上皇帝，但他作扁鹊传，忽然紧随四见齐桓侯断其病已不治而逃亡的故事之后，插入指斥“圣人”不会早用良医的大段议论，那批判的对象，在于汉武帝君臣均非医国手，并首列“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等作为病不可治的理由，意向非在治身，而在治国，强调“医之所病，病道少”，岂有疑义？（注：参看王符《潜夫论》第八篇《思贤》。此篇发挥《国语》所载“上医医国”论：“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王符生活在东汉末，正是《史记》被统治者诬为“谤书”盛行的时代，他没有提到司马迁医国病的见解，也没有提到“上医医国”乃《国语》所述医和言，似乎都不难理解。清嘉庆间，汪继培《潜夫论笺》，指出“上医医国”二语出自《国语》，且引《吕氏春秋·审分览》“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后汉书》崔k1p705.jpg附崔实传引《政论》“为国之法，有似理身也”，均可证此论在秦汉间广泛流传的历史真相。）
    汉武帝“骄恣不论于理”，早由他畏重的正直大臣汲黯当面指斥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一语揭露无疑。但近人史著，似都无视此点与“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等，所指正是汉武帝时代“国病”不可治的肇因。
    《史记》已提供了内证。只消将《货殖列传》和《平准书》稍作对照，便可了然。
    《平准书》是西汉帝国创业百年的经济史，陈述重心为汉武帝一朝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过程。它的叙事终于元封元年（110B.C.），只写了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的前三十年，却展现了一个富饶的帝国，怎样被好大喜功的皇帝和他信用的权臣推行的经济资源国有化措施，闹得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帝国也由盛趋衰的真实历史。司马迁没有来得及目睹汉武帝晚年的信任的财政大臣桑弘羊的种种经济垄断措施的破产，但《平准书》的结语，借卜式批评皇帝因旱命巫官求雨的言论，以为灾由人兴，“亨弘羊，灭乃雨”（注：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即《平准书》初创者是谁？史学史一般认为，司马迁在《太初历》颁行后（104B.C.），著手写《史记》，内有若干篇或据其父司马谈遗稿增改。《平准书》叙史下限终于元封元年（110B.C.），正是司马谈病逝并嘱司马迁“无忘吾所欲论著”的同一年。三年后司马迁丧终任太史令，即主持改历，至太初元年始著书，而于此前六年盐铁官卖等措施激起民变日甚的情形，不著一词，是否表明他对《平准书》，仅在其父遗稿上修补，未及续写呢？当存疑。），便知此篇作意。
    实际历史过程已被《平准书》描绘得如此清楚，因而后来史家都只可把它当作论史的依据，而在“评价”上做文章。例如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总评汉武帝：“孝武帝穷奢极欲，烦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注：《资治通鉴》卷22汉纪14武帝后元二年（87B.C.）“臣光曰”。）由《通鉴》描述前半生的汉武帝编年史，全部取材《史记》，可知司马光与司马迁的区别，仅在结论说明与否而已。上世纪后半纷纷以赞颂秦始皇事业为己任的通史国史之类，同样取材《平准书》，却掉头称道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推行盐铁专卖、铸钱垄断和以重税迫使商人退出流通领域等等利权尽归君主的措施，造就了“西汉的盛世”（注：至上世纪末大陆出版的各种历史教科书，仍多持此见，均疏于将《平准书》与《货殖列传》对照，可知不尽出于以论代史。）。近年渗入域内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宣称历史不过是历史学者选择某种文本编织的故事，只能称作一门艺术，固然从历史到逻辑都悖论百出，但用来衡量向来自命“科学”的官方半官方中国史教科书，却可谓歪打正着。
    如果说《平准书》表明司马迁批评汉武帝既自致“国病”，又“病急乱投医”，使投机与国计民生攸关的工商业暴发户，“大煮盐”东郭咸阳、“大冶”孔仅、“洛阳贾人子”桑弘羊又都成为政治暴发户（注：三人受重用，均在武帝元狩四年（119B.C.）。参看《平准书》，及《通鉴》同年全据此书而更集中的记载。），那末《货殖列传》针对当时经济国策的批判意义，也就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