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把人的类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还是把未来的理想社会规定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均表明自由问题构成了经典作家的主要关注对象。在探讨如何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批判继承自己的民族传统，以便会通中西，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自由问题同样没有逸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视野。
    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问题，即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论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是否互相冲突？--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自由问题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回顾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艾思奇以及毛泽东等人的相关论述，总结他们获得的积极理论成果，揭示其中包含的重要思维教训，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与客观评价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中国化的理论得失，而且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注和思考人的自由问题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李大钊：在对宿命论和唯意志论的双重批判中肯定人的自由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论与阶级斗争学说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是否互相冲突。针对李格那诺（Eugenio Rignano）等人提出的“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李大钊对这一责难提出了反驳。首先，应该从必然和偶然的相互联结中给予历史必然性以辩证理解。（注：具体的论述参见拙作《李大钊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四章、第二节。）“我们所谓一般的理法，自指存于人事经历的理法而言，非谓于个个特殊事例，常以同一普遍的形态反复出现。在现实个个特殊时会，种种事情纷纭缠绕，交感互应，实足以妨碍一般的理法以其单纯的形态以为表现。以是之故，此理法常仅被认为一定的倾向。此一定的倾向，有时而为反对的势力所消阻。”（注：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7-728页。）“一般的理法”指历史的必然，而“个个特殊的时会”则喻偶然。历史必然性之所以不“以同一普遍的形态反复出现”，原因就在于它总是通过大量“特殊的时会”来为自己的实现开辟道路。一般地说，历史进程总是展开于“纷纭缠绕，交感互应”的种种具体事件的相互作用之中，受到多重因果关系的制约，究竟哪一种因果关系能够实现，则取决于具体条件。李大钊的如上看法似已注意到正是因为历史发展蕴含着不同的演变可能，历史主体才拥有了选择的余地。如果必然性不以偶然性作为自己的多重表现形式，规律的实现不展开于可能性的空间之中，那么主体的意志自由和选择权能就将失去基本的前提。
    其次，应该以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内在统一为前提去理解历史规律的辩证本性。“盖人事现象，极其复杂，每一现象的发生，大抵由种种原因凑合而动，种种事情，皆有交感互应的关系。于一一时会，人类的心理有甚不定的要素存在，其理法不易寻测，其真实的因果关系，不易爬梳。”（注：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卷，第726-727页。）历史事件的发生不仅依赖于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更重要的在于总有主体的精神活动（人类的心理）参与其中。历史之必然虽“不易寻测”、“不易爬梳”，但其中包含着主体的创造力量与能动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历史必然性根源于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并不意味着丧失自己的客观性。一方面，行动目的对于个体而言固然可以预期，但行动产生的实际结果却几乎总是落在个人预期之外。另一方面，人们总是在既定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历史，每一目的和意志均有其客观的根据。因此，由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仍有其客观的规律。所谓“社会改造及历史变迁，不能从人任意为之”表述的正是这个意思。（注：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卷，第386页。）
    针对“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的提法，李大钊进一步指出，依唯物史观之见，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其客观性。而唯物史观对这种必然性加以强调，对于论证社会主义的理想，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这种强调决不能被歪曲为宿命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并不等于承认这种胜利是自发实现的。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通过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才能实现。这里，阶级斗争体现的是主体能动性，社会主义的胜利则代表着一种历史必然性，二者的统一，既是人的目的通过实践活动在客观现实中的实现，也是历史必然性在人的有目的的历史活动中的实现。（注：尽管莫里斯·迈斯纳在对李大钊历史哲学的讨论中已经指出，后者主张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与自觉的人类活动能够重新塑造历史的观点是不矛盾的，即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其最终实现不能离开人民的积极的行动和斗争。但是，他以为李大钊对人的主体能动性和“自觉觉悟”的强调是“为他的政治行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唯意志论的解释寻求理论依据”，似乎未能注意到李大钊对历史必然性和主体能动性的整合，已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既超越了唯意志论又批判了宿命论。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著、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66-179页。）
    通过阐明历史规律的辩证本性，整合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李大钊对近代中国思想领域中宿命论和唯意志论的对峙展开了深入批判。在自由观上，唯意志论强调意志自由、重视主体能动性，对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和哲学革命具有积极意义，但它用无所约束的意志反对天命，又在不同程度上排斥了客观必然性，因此并不能在理论上完全克服宿命论。以此为前提，李大钊无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扬弃了近代哲学演进中的唯意志论。另一方面，相异于唯意志论，他又把对宿命论的批判推向了深入。天命史观把历史演变的动因归于天意或变相的天意，只能使人养成懦弱无能的人生态度；而唯物史观从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中寻找历史进化的动力，将唤醒人民对其自身权威力量的自觉，变被动为主动，去创造历史。不难看出，唯物史观在其传入中国之初，就表现得生机勃勃，很少有后来那种教条气息和独断论色彩。作为一种充分展示主体能动性的哲学，主体的自由在唯物史观中，在李大钊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