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西欧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的研究日趋重视。然而，西欧早近 代市场与前近代的中世纪市场有直接的转承关系，故而对早近代市场的研究迟早要上溯 到中古市场。实际上，在西方对中古市场的研究一直在商业史和经济史的范畴内进行。 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中世纪商业和市场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长途贸 易”论到“内部根源”论、再到“商业化”学说为主导的学术发展历程。这里我们主要 以对英国的研究为主线作一简要评述。
    一、“长途贸易”论与商业和城市研究
    市场是商业交换的基础设施，对中世纪市场的研究是从商业史研究开始的。西方学者 研究中世纪的商业起源和商业形态，目前主要存在两大学术流派。一派以资本主义起源 问题上的“长途贸易”论为指导，主张中世纪商业复苏是地中海贸易区与波罗的海贸易 区及北海贸易区之间打开了贯通西欧大陆的国际长途贸易的结果，城市兴起也主要出现 在国际长途贸易集中的商业沿线。他们的观点长期以来代表西方经济史和商业史研究的 主流派，也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学派。另一派坚持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的“内部根源 ”论观点，认为封建社会自身的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才是商业和城市发展、同 时也是资本主义起源的根本原因。这一派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主要在二次世界大 战之后奠立起来。
    在西方商业史研究领域，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以长途贸易论和城市论为代表 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对中世纪商业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大型 国际集市、中心港口城市和少数大宗产品以及奢侈品的国际长途贸易，很少去注意单个 国家和地区在本土范围以内的地方市场和内地贸易。他们的学术思想在总体上显示“商 品经济是外于封建的”，（注：马克垚：《说封建社会形态》，《历史研究》， 2000年第2期，第9页。）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封建制度本身都是在“外来”商业贸易 的影响和侵蚀下趋向瓦解的。
    这一派观点的理论倾向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历史经济学理 论主要阐述了近代以来市场社会或商业社会的产生与运行。他主要不是从生产出发，而 是从交换出发来分析社会历史的进步，认为交换和交换赖以存在的劳动分工、市场与城 市的发展才是历史发展与进步的主线。从这样的思想理论出发，亚当·斯密分析西欧从 中世纪农业社会向近代商业社会转变时，认为主要原因是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 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注：亚当·斯密：《国富论》，第3卷；参见王渊 明：《西欧现代化的曙光》，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年版，第43页。）亚当·斯密的学说开启了欧美学者研究经济史的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思潮的先声。
    进入20世纪以后，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和德国学者马克斯·韦 伯等人又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
    亨利·皮朗是“长途贸易”论的主要奠基人。他研究中世纪欧洲经济史首先注意到11 世纪时北欧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起来，认为这是欧洲国际长途贸易恢复后的结果。他说 ：“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外界，在南方是威尼斯，在北方是斯堪的纳维亚的航运。”（注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3页。）在此之 前，他假定东西方贸易和欧洲内部的国际贸易在加洛林时代因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而断绝 ；（注：皮朗有一个的著名的观点，即：“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10世纪以 后，特别是随着“十字军”东征以后，阿拉伯人的阻隔又逐渐被打破，“整个地中海向 西方开放，或者说重新开放了，”欧洲的海运商业由此兴起。“随着海运商业复兴而来 的是海运商业向内地的迅速深入。不仅是农业因市场需要农产品而受刺激，及受交换经 济的影响而变成交换经济的一部分，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新的出口工业。”（注：亨利· 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31页。）海运商业向内地深入，刺激了农业社会 的变化和商业经济兴起。所以，皮朗强调：“凝固于农业文明中的西欧，倘若没有外界 的刺激和范例，是不能如此迅速地习惯于一种新的生活的。”（注：亨利·皮朗：《中 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44页。）总之，在皮朗看来，长途贸易的恢复是改变欧洲的 契机。
    这种长途贸易理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罗·斯威齐等人的继续发展。斯威齐与多 布进行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争论时，从总体上赞同“贸易的发展是西欧封建主义没 落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主要根源于国际长途贸易的商业活动是促成新的生产体系产 生的主要动力；一种“为交换而生产”的新生产体系冲击着“为使用而生产”的旧生产 体系，最终促使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到了20世纪70年代，费尔南·布罗代尔又为长途贸易论思想做了重要的阐释。布罗代 尔在其研究欧洲经济文明史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经济世界”的观点。他构架的“经 济世界”主要由大城市联结的国际长途贸易组成。在论及中世纪的“经济世界”时，布 罗代尔曾认为，中世纪的欧洲经济有两大“发展极”，即意大利和莱茵河下游的北欧地 区。他说：“正是在这些年代（1130-1160年），尼德兰和意大利北部这两个电极真正接 通了电路。电流大体上经由法兰西地峡从南到北地贯穿欧洲。”“在欧洲地域建立起来 的新的经济世界以特鲁瓦、普罗万、奥布河上的巴尔和拉尼为中心。这一空间很早就具 有经济世界的区域特征。”（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商务印书馆1 997年版，第127页。）在布罗代尔看来，这个“经济世界”内部的长途贸易形成了商业 性的城市网络。不过，他认为在地理大发现以前，经济变化已经“把城市网络的次要点 拖得筋疲力尽，而主要点却从中得益。”（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 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02页。）所以，到了近代 早期，主要是伦敦、巴黎、开罗、伊斯坦布尔和北京等这样几个大城市拉动着整个世界 经济。
    布罗代尔的经济文明史体系也从总体上强调市场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 在研究前工业时代欧洲经济史的《文明和资本主义》一著中，对市场的作用做了结构性 描绘。他说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好比一栋三层的楼房，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底层代表物 质文明，由人口、物资、能源和货币这些资源组成，是日常生活的基础结构或环境；顶 层代表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比较复杂的经济活动；而处在中间层的就是以交 换形式而存在的市场，它联结上、下层，使房子合在一起，所以对这座房子的整体结构 取着关键性的作用。（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400-1800年的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 （F.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New York:Harper and Row,19 75）；另见，科娃雷斯基：《中世纪艾克斯特的地方市场与地区贸易》（Maryanne Kowal eski,Local Markets and Regional Tradein Medieval Exeter,Cambridge;New York:C 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介绍，第1页。）但是，布罗代尔所理解的市场主 要是由长距离贸易所形成的所谓“高水平的商业”（an upper level of trade），对于 联结内地贸易的地方市场，他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而且，他的大多数研究在时间上主 要关心早近代的贸易，而不是中世纪贸易。（注：科娃雷斯基：《中世纪艾克斯特的地 方市场与地区贸易》，介绍，第1页。）
    20世纪后期与长途贸易论思想相联系的其它西方经济史理论还有“经济全球化”学说 和“世界体系”理论。
    “经济全球化”学说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国际经济史界出现了一种思潮，试 图用一种“非欧中心论”的模式对前近代的世界历史做出解读。它的代表人物是珍妮· 阿布-卢格霍德和贡德·弗兰克。1989年，阿布-卢格霍德在《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 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提出了“13世纪非洲-欧亚世界体系”的概念。她认为有8个 相互联系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结合，组成了一个统一的13世纪的非洲-欧亚世界体系 和分工；这8个相互联系的地区又被分成3个相互联系的内部紧密的亚体系：（1）欧洲亚 体系，包括香槟集市、弗兰德尔的工业以及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区；（2）中东心脏地带 及其联结东西方的商路，这些商路经由巴格达和波斯湾、开罗和红海而延伸到蒙古人控 制的亚洲；（3）包括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在内的印度洋-东亚亚体系。历史上重大的机遇 和灾难以及14世纪中期的危机和黑死病对于它们几乎是共同的。（注：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阿布-卢格霍德对古代史的全球化 分析为弗兰克写作《白银资本》提供了灵感。在阿布-卢格霍德所研究的13世纪世界经 济的基础上，弗兰克重新研究了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1400-1800年）东西方贸易的结构 和性质。他提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经济（主要是世界贸易） 实际上是“亚洲人的时代”。这个观点在近几年出台以后，几乎成为一时的绝响。
    其实，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中世纪经济世界的分析也有类似的见识。他曾经说 ：让我们看看在1450年之前的3个世纪中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在12世纪，东半球拥有众多 的帝国和小世界，它们中有许多在边界上互相联结。当时，地中海是一个贸易中心，拜 占廷、意大利城邦以及某种程度上北非的某些部分都在这里相遇。印度洋--红海混合 区形成另一个这样的中心。中国地区是第三个。从蒙古到俄国的中亚大片陆地是第四个 。波罗的海地区正在形成第五个。从经济意义上说，当时西北欧还是一个“非常边缘的 ”地区。（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 卷，第14页。）
    从世界体系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对前工业化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分析中，我们看到 ，这两种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把皮朗所开创的国际长途贸易理论所包含的历史空间 舞台扩大了。在这个扩大了的空间里，新的研究者在学术视野上比前辈学者更加开阔， 学术观点也不再保守前辈学者的历史自负。他们从中古及近代早期的国际长途贸易格局 看到的不是商业刺激发展而显示的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独特性，而是欧洲在这种不 平等的前近代国际贸易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和后来的崛起。这样的研究结论无疑给鼓吹“ 欧洲中心论”的西方自由派正统史观提出了修正。这种新的认识观在西方近年来出版的 某些中世纪史著作里已有反映。如认为，西欧在中期中世纪出现的盛世繁荣，是因为西 欧当时处在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那就是，欧亚大陆政治地理的运动趋 向--主要是中亚游牧民族的运动，在促成东西方的贸易关系中倾向于给西欧带来一种 “优惠”。以英国而言，它处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尾端，一旦它与覆盖整个西欧北欧和地 中海地区的商业网络接头以后，这个网络就从远至东方的印度、中国和东南亚输入商品 ，这样就带动了英国的商业贸易。英国成为欧亚国际贸易网络中的一分子，它在这个贸 易网络中的当时地位可能还“相当谦卑”，主要是原材料的提供者和制成品及奢侈品的 进口者；（注：尼格尔·苏：《牛津英国中世纪插图史》（Nigel Saul,The Oxford Illu strated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第146页。）但是，“不能排除正是这种贸易在商人中间造就了拥有大量财产的 人，又在领主阶层中间造成了豪阔消费的时尚。”（注：理查德·摩尔的莫：《安茹英 国：1154-1258》（Richard Mortimer,Angevin England,1154-1258,Oxford,UK:Blackwe ll,1994.），第193页。）
    与长途贸易论紧密联系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城乡分离”学说。这个学说对中世纪城 乡关系的分析，完全将中世纪的城市和乡村机械地割离开来，把城市所代表的商业经济 与乡村所代表的封建领主经济看成是截然分开的两重世界。亚当·斯密最先把中世纪以 来的西欧城市看作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把乡村看成是传统保守势力的地盘。中 世纪的城乡关系首先在他的历史经济学理论里被分离开来。皮朗进一步论证，中世纪的 城市化浪潮源于欧洲长途贸易的复苏。他认为：从事奢侈品贸易的旅行商人能够在位于 国际商道上比较适宜、经常是有要塞保护的地方定居下来，是中世纪欧洲较大商业中心 得以奠定和发育的基础。（注：亨利·皮朗：《中世纪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版；另见希尔顿：《英法封建社会的城镇》（R.H.Hiltin,English and French towns i n Feudal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第8页。）因此， 皮朗相信商人建立的城市独立于领主控制的乡村世界。他说：“中世纪的市民，……是 一个与城墙以外所有人完全不同的人”，“一离开城门和壕沟，就是另一种法律的领域 ”。（注：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50页。）马克斯·韦伯继续阐发 了城市独立的法权思想。他认为，欧洲城市从建立很早的时候起就是“拥有一块版图的 共同体”，它有自己的“兄弟会组织”、法庭、法律以及部分的自治和自我管理；而中 世纪乡村的土地产权中则负载了村社和庄园的种种权利，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注：马 克斯·韦伯：《城市》（Max Weber,The Cit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Martindal e and G.Neuwirth,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参见王渊明：《西欧现代化的曙光》，丁建弘主编： 《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第44页。）战后以来，波士坦、布罗代尔等人沿着城市论的 思路总是夸大城市在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他们把中世纪西欧 城市看成是“封建汪洋大海中非封建的岛屿”，资本主义布谷鸟下蛋和孵化的“暖巢” ，“近代性的前哨”，或者干脆说：“在西欧，资本主义与城市基本上是一码事。”（ 注：参见王渊明：《西欧现代化的曙光》，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第 44页及下注①）马克·布罗克也说：“城市是封建社会的外部实体。”（注：马克·布罗 克：《封建社会》（Marc Bloch,Feudal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 ss,1961），第2卷，第354页。）
    长途贸易论和城乡分离说主导中世纪商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结果，使学术界长期以来 没有足够注意到中世纪西欧地方性市场的存在。因为，既然只有城市（主要是大型港口 城市）与商业（主要是长途海外贸易）联系在一起，封建落后的乡村就没有自由的商业经 济或商品交换可言了，因此也就无所谓地方市场的存在。（注：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曾 把乡村市场看作是传统社会中“习俗经济”的产物。见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 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章：“市场的兴起”。）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商业 史主要还是关注大宗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包括羊毛贸易、酒贸易、香料贸易等。以波士 坦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1966）为 例，它在解释中世纪欧洲经济的转变和成长原因时，虽然也注意到本土市场在雇工劳动 、商品需求、商业技巧和商业组织等方面曾发挥意义重大的作用，但是它最终还是强调 “长距离贸易”和出口市场对经济全局的影响。这类研究因得到西欧国家档案中多不胜 数的关税档案的资料支持，因而一直受到经济史界不成比例的关注，在战后很长一段时 期仍是欧美经济史研究的主流。城市史研究虽然在前期阶段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瞻目的成 就，如英国的城市史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出现了A.S.格林（Alice StopfordGreen）《15世纪的城市生活》（1894年）、G·昂温（G.Unwin）《伦敦的行会与公司》（190 8年）、J.泰特（J.Tait）《中世纪英国城市》（1936年）等这样一些有“创见性的”著作， 关于这些著作，希尔顿甚至评论：“比较晚近出版的关于中世纪英国城市的一般性研究 ，总是不能与他们前辈的成就相比。”（注：希尔顿：《英法封建社会的城镇》，第5页 。）但是，城市史的研究主题长期以来主要关注城市内部的经济生活，很少联系到周围 农村地区；而且大多数研究围绕中心城市进行，很少留意中小城市的历史，更是极少注 意到中世纪地方小集镇的存在。所以，毫不奇怪，这样的研究主要叙述的是境外商人和 城市经纪人所组成的职业大商人的活动，很少描写市民中的工匠、摊商和其它零售商的 商业行为；有关村庄、小镇、内河港口和地方首府的经济功能以及普通工商业者或其它 经济团体的活动，人们也都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