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留学生与中日两国早期的现代化(2)
二、留学生在两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由于两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是在本国内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靠外力因素作用 的结果,因而,两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都需要从外部向本国传输、移植现代化的必 备条件。这在当时表现为学习欧美先进的科学知识、生产和管理技术以及政治典章制度 。在西方文明传输、移植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艾普特先生就认为 ,一个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时,知识分子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因为他们“最倾向于尊 重自由的文化”,他们是“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重要媒介”。[4](P177) 留学生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知识分子群体,是适应当时的社会客观需要而产生的 。它在两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首先表现在,留学生是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和 政治思想的传播者。两国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就在于学西方、图自强。奕曾奏 称:“臣等查泰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现欲取彼所长,辅我所短 ,自非选材前往学习,未易得其要领。”[5](P160)日本的情况亦大体如此。正是基于 此目的,留学生们在所派往国苦学西学。其所学既包括枪炮、水雷、驾驶、制造理法、 化学、矿务等自然科学知识,又包括万国公法、外语、哲学等社会科学内容。随着留学 生学成归国,其所学之西学也被带回国内,影响着国人。留学生也因此而承担了西学东 渐的历史使命。 其次,留学生还是两国早期现代化的积极参与者。留学生归国后,往往成为某一方面 的专业人才,并能独当一面。他们有的成为坐镇指挥、统领兵舰的军事人才,有的成为 制造机器、建造铁路的专家能人,有的成为传播西方政治学术思想、著书立论、开启民 智的思想先驱。以中国的留学生为例,在军事方面,林泰曾和刘步蟾分别担任“镇远” 、“定远”两艘巡洋舰的管带。在实业方面,学习制造船身的留学生魏瀚、郑清源、吴 德章,制造轮机的留学生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等6人学成回国后,先后被派充工程 处指导制造以代替洋员之任,研制出“开济”、“横海”、“镜清”、“寰泰”、“广 华”、“龙威”等船。詹天佑更是留学生的骄傲,京张铁路作为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 计建成的铁路已成为一座丰碑。在传播思想方面,不独严复的译著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 聩的作用,其他许多留学生也致力于唤起民众之觉悟,如留日学生于1900年出版《译书 汇编》,专以编译欧美政治名著为宗旨。孙中山先生曾如此评论留日学生:“当吾华似 醒未醒、初醒之际,新欤旧欤?彷徨莫定之时,有日本留学生之书报,有日本留学生之 詈骂,有日本留学生之通电,以致通国人为之大醒。已明者因而更明,顽固者因其詈骂 而醒悟,前进者有驱策而更前,后退者有其鞭策而前进。故曰:中国之醒悟,受日本留 学生之影响巨矣!”[6](P135) 留学生在两国早期现代化中作用的又一表现是,留学生还是社会制度的变革者之一。 现代化并非单纯是经济方面的现代化,而是一个涵盖了社会诸方面的大变革。它是以现 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引起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 大转变。它在改变社会物质生产面貌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人们的社会 关系、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7](P1)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生产技术和管 理经验,固然是落后的东方步入现代化的必备的物质条件,然而这种物质条件的最终具 备需要一个前提,即拥有一个具有管理和动员资源能力及对新的外国影响有接受能力的 政府。当原有的政府无法承担领导本国现代化的任务,甚至成为该国现代化的障碍时, 它必然会成为革命的对象。而作为现代化的积极参与者--留学生,一旦感到原有政府 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羁绊时,他们就会由原政府的服务者变成原政府之叛逆者,就会以极 大的热情投身于新的社会制度的建设之中。当日本的幕府无法解决由于西方冲击而激化 的国内各种矛盾时,以井上馨、伊藤博文等为代表的留学生便成为西方政治制度的倡导 者和推行者,并在推翻幕府统治、建立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使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国人感到切肤之痛。他 们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富强,必须进行制度层面的变革。 许多留学生已经以推翻颟顸腐朽的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己任。1906年的萍浏 醴起义、1907年到1908年四川的5次起义和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下的两广、云南边境 的6次起义,无一不是由留日学生担任骨干发动的。 就作为西学的传播者和现代化的参与者这两个作用而言,中日两国留学生不分伯仲, 然而就第三个作用而言,两国的留学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处 于转型期时,它会从中分化出许多的力量。这些力量中,有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的各派 新力量,有冥顽不化、因循守旧的保守力量,也有位于新旧力量之间的中间力量。这些 力量会为了不同的利益和目的进行组合。当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力量各派别联合起 来的时候,它便会形成一股令传统保守的旧力量无法抵挡的洪流,最终使转型中的社会 顺利地向着它应该前进的方向发展。相反,一旦代表着新力量的各派别无法相互依托时 ,传统守旧的力量则会占上风,新的力量甚至会被扼杀,从而使转型中的社会偏离它应 该发展的轨道。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的留学生可谓是成功的社会制度的变革者。作为 一个在社会转型期中兴起的新阶层,留学生们明显感受到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例如,留 学生涯使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认识到只有实行“开国”,积极学习西方才能有所作为 ,因此而放弃了盲目攘夷的主张。伊藤博文说:“开始我也主张攘夷论,考察欧洲形势 后,见其先进文化,方察不可攘夷。”[8](P172)然而,留学生这一新阶层的力量毕竟 是薄弱的,单靠它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推翻幕府旧政权的。所幸的是,日本留学生阶层 为他们自己找到了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政治依托力量--中下层武士。反观中国,作为中 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知识分子群体,中国的留学生在当时始终未能为自己找 到一个可依托的政治力量,因而使自己的社会制度变革者的身份染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 。他们无法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即使是他们曾为之倾注了心血的辛亥革命也是如 此。尽管辛亥革命以推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彪炳史册,但它依然是一朵没 有结果的花。它并没有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岿然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 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在它之后不久,中国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重塑国家政权的历 史过程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随之出现了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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