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农业集体化的过分乐观认识，导致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的盲目冒进。人们在接受毛泽东一系列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张的同时，也接受了他对农业集体化优越性的过分乐观认识，以为只要实现了农村集体化，就可以尽快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正是在这种信念的促使下，在农业合作化刚完成不久，人们又在酝酿小社并大社，酝酿新的改革。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出现了对全民所有制的追求，认为公有制的载体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越纯，就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认为通过人民公社，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些主张在实践中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在遭受严重挫折后，人民公社不得不退回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然而旧的集体化观念仍长期制约着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完善，使生产责任制的推行遭到严厉批判。
    （三）无条件追随毛泽东的政治态度，以及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认同，使得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许多错误主张，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方面的错误理论，未能得到抵制和纠正，反而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正如薄一波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的：“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5]（P881）50年代中期起，随着个人崇拜的逐渐发展，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也日益发展和严重起来。林彪、康生等人有意刮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风，历史形成的对毛泽东的崇敬与热爱，进一步发展为对毛泽东的无条件追随和顺从。正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毛泽东越来越不能容忍与他不同的思想与主张，敢于对毛泽东错误提出批评的彭德怀等人受到批判和打击，导致个人崇拜的恶性膨胀。毛泽东在阶级斗争方面的一系列错误理论和主张被广泛接受，群众运动的开展又为这些错误理论不断提供“根据”，使得错误进一步发展。
    （四）自律本位的政治价值标准，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干部、党员的严格要求相联系，一方面促进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风气的改善，但另一方面却忽略了民主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在自律本位的价值观念下，人们必然忽视制度和法律的作用，忽视法治原则，也就为人治创造了条件。10年探索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干部的要求始终是很严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能做到与群众同甘同苦，不谋私利，出现了焦裕禄、雷锋、王进喜等先进典型，社会风尚积极向上。与此同时，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却严重受阻，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有的权威和作用都发挥不出来，各项重大社会发展决策完全由党中央发布文件推行。1959年4月，司法部、监察部被撤销。196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并由公安部领导，初步建立的司法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在立法方面，长期进展缓慢，甚至陷入停顿。在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中，人们的行动往往不受法制的限制。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追求崇高理想的红卫兵和广大群众，干出了大量践踏宪法和法律的蠢事、坏事。回顾此事，发人深省。
    （五）传统经学的政治思维方式，对人们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在个人崇拜逐渐发展的情况下，在林彪、康生等野心家的有意推动下，传统经学的政治思维方式被引入到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中，学习毛泽东思想被局限在“老三篇”“老五篇”和“语录本”范围内，把毛泽东的只言片语当作绝对真理、“最高指示”，实际上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毛泽东的后期错误思想范围内，使人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立场、观点与方法，从而把人们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艰辛探索10年中政治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表明，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政治文化、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形成的政治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尽管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表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消极作用则表现得更为显著。社会主义社会要得到巩固和健康发展，就必须努力建设与新的社会制度相应的政治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进程中，对原有政治文化进行认真清理，继承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则是其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李鹏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