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除斯大林外，苏共中央主席团（从十九大开始中央政治局改称中央主席团）的衮衮诸公 虽在排名上有先后之分，但在地位上却如齐肩的兄弟，斯大林逝世当天--1953年3月5 日，兄弟们聚会相商，较为平均地瓜分了中央的党政权力，其中马林科夫取代斯大林任 部长会议主席，算是坐上了第一把交椅；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除担任部长会议 第一副主席外，又分别兼任内务、外交和国防三个最重要部的部长；伏罗希洛夫任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担任书记处首席书记并主持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尽管 如此，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还是没有放弃对第一把交椅的觊觎，其中贝利亚最先开始 了向那把交椅的冲刺，他苦心积虑，恩威并举，所采取的措施常有一箭双雕乃至一石三 鸟之妙。
    马林科夫的屁股刚一沾上斯大林的那把交椅，贝利亚就借口为斯大林举行葬礼需要维 持秩序，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把几个师的内务部队开进了莫斯科，部队配备坦克和装甲 车，士兵手持机枪和火焰喷射器，浩浩荡荡，好不威武。贝利亚把这些部队精心部署在 了市中心各办公大楼等要害所在和送葬队伍经过的各条主要街道上。不用说，只要贝利 亚一声令下，这些部队便会饿狼捕食般地冲向任何地点。此举既可确实增强他的实力， 又可使那些胆小怕事、明哲保身诸公不仅放弃同他的权力争夺，而且为他们自己和家庭 的安全与前途考虑而拜倒在他的脚下。紧接着，这位不知使多少人蒙冤入狱，死于非命 的刽子手，匠心独运地把精力转向了“宽刑”和“平反”工作。
    1953年3月27日，在贝利亚的积极推动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内务部提出的《关 于特赦的命令》，宣布：“凡曾犯有并不构成对国家的巨大危险的罪行、而又能以其在 工作中的诚实态度证明可以重过诚实的劳动生活并成为社会上有用成员的犯人，已毋需 将其继续拘留在拘留所”，因此予以释放。[4]（P3）《命令》还指出，应修改刑事立法 ，用行政处分和纪律处分来代替某些危害性较轻的罪行所负的刑事责任，并减轻某些罪 行的刑事责任。根据这项特赦令，有100余万囚犯被释放。但是这些囚犯很快就证明， 他们无法“过诚实的劳动生活”，他们一经释放，马上便重操旧业，偷盗、抢劫、强奸 无所不为，刑事案件陡然上升。随后，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刊登所谓的“群众来信”， 反映在国内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发现了刑事犯和累次犯罪分子团伙以及他们在此威胁下终 日心惊肉跳的处境，呼吁加强公园和街道的巡逻，确保社会的稳定。这件事虽然证明了 贝利亚那个特赦令的不切实际，同时却也向人们表明，他贝利亚不是那种热衷于严刑竣 法之辈，更妙的是，他在斯大林葬礼期间调来的那几个师由此找到了长驻莫斯科以“维 护首都治安”的借口。
    4月4日，贝利亚掌管的内务部发表公告，宣布为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平反。公 告称，今年1月份公布的对国家安全机关破获的“医生间谍恐怖集团”的指控“是不真 实的”，因此恢复这个案件中一切人的名誉，并予以释放。公告义愤填膺地指责前国家 安全部为了弄到自己所需要的材料，竟然“采用苏联法律不允许和绝对禁止的侦讯手段 。”4月6日，《真理报》就该案件的平反发表社论指出：“这个案件的发生，主要是因 为前国家安全部的领导人是不合标准的，”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捷夫“表现了政治盲 动性”，“做了当时负责侦讯、现已被逮捕的前副部长……柳明之类罪恶冒险家的尾巴 。”“柳明之流企图假手他们所捏造的案情在苏联煽起民族仇恨。”“前国家保安机关 穷凶极恶地践踏苏维埃的法律。”两天后，伊格纳捷夫被解除了刚担任不久的中央书记 的职务。
    又是两天后，即4月10日，贝利亚又对“明格列尔案件”进行了平反昭雪。他亲自前往 格鲁吉亚共和国首府第比利斯，把那些新上任的官员悉数调离，而将他的追随者官复原 职，恰尔克维尼亚重新当上了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格鲁吉亚共和国安全部长鲁哈 泽则因参与制造“明格列尔案件”而遭到逮捕。
    对这两个案件的平反，不仅使贝利亚对伊格纳捷夫报了怨仇，彻底摆脱了这两个案件 对他的羁绊，也不仅使他得以在内务系统和格鲁吉亚排除异己，安插心腹，壮大势力和 宣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气，更重要的是它向国人表明，贝利亚对冤假错案是决不 容忍的，对诬陷诽谤、严刑逼供、破坏法制是切齿痛恨的。
    但是仅对这两个与己有关的案件进行平反不免令人生疑，也难以完全达到掩饰自己 在大清洗年代的罪责，改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钓取良好声誉，捞取政治资本的 目的，所以贝利亚的“平反”工作也就仍在继续。
    4月17日，贝利亚上书中央主席团，对1951年底至1952年初制造的苏联武装部副部长雅 科夫列夫、炮兵总局局长沃尔科特鲁宾科等人的所谓“破坏活动”案提出了质疑，指出 ，由于没有确凿材料“足以控告本案被捕者进行破坏活动”，所以应给雅科夫列夫及与 本案有关的其他人员恢复名誉，并解除对他们的监护。[5]（P1073）此外，贝利亚还为19 38年被清洗的老布尔什维克彼得洛夫斯基、战后因“克里米亚案”被捕的莫洛托夫的夫 人热姆丘仁娜等人恢复了名誉，并安排了工作。
    在进行“平反”工作的同时，贝利亚又煞费苦心地触动起了民族政策问题，经过一段 时间的准备后，他在5月20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抛出了《关于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安全 部在同民族主义分子地下活动作斗争中存在缺点的意见书》，并对此作了辩护。会议就 该意见书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消除对苏维埃民族政策的种种歪曲给居民造成的对苏 维埃政权有关民族共和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错误认识。”“撤销从非立陶宛民族 工作人员中任命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提拔党的区委、市委第二书记 以及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的做法。国营农场场长、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及其 他企业经理，一般均任命立陶宛人担任。”[6]（P1088）这个决议虽是针对立陶宛作出的 ，实际上对其他共和国也有效力。应该说，贝利亚提出的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因为过去 长期以来，各民族共和国及其地方的党政领导人的正职虽由当地的本民族人担任，副职 却往往被俄罗斯人占据，而这些由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身份的副职，不仅担当着“ 监军”的角色，实际上也操纵着各共和国及其地方的决策权。这种做法既伤害了各共和 国的民族感情，也刺激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早就为人们所唾弃。因此，贝利亚的这 些意见有助于提高他的政治声誉，获得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干部的拥护，他本人的少数 民族身份尤其容易使这些民族干部把他当成自己的贴心人。此外，这些意见的贯彻实施 也为贝利亚在各共和国、特别是各共和国的保安机关安插亲信提供了机缘。
    贝利亚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行动不仅每一项都有助于他实现夺取最高权力的目标，而 且这些行动加在一起还会产生一种整体效果，它会使人觉得，在苏联新的领导集体中， 唯有贝利亚是一个有谱有向，胆识兼备，能打开新局面的人，只有他才适合充当苏联政 治舞台的主角，而其他那些人不过是一群跑龙套、敲铜钵的，因为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几 个月来，那些人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讨论、通过贝利亚所提出的那些意见和建议，而他 们自己则未曾提出过什么安邦之计和治国之策。
    然而，就在贝利亚春风得意，兴云播雾，认为他的夺权计划正在步步顺利地得到实施 ，而其他的领导人已被他的淫威和智慧征服的同时，一张捕捉他的密网却正在暗中慢慢 地张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