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代官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①，中央设有翰林学士院。学士院正式设置大约在天会十三年（1135年）熙宗初改官制时②，其官有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翰林待制、翰林修撰和应奉翰林文字③。承旨俗称“翰长”④，为学士院长官，通常以学士资深者充任，品秩较高，初为正三品，贞佑三年（1215年）后升为从二品。其余自学士至应奉文字，分别为正、从三品，迄从七品。入学士院者不分民族，一般要求进士出身。金制，汉人进士第一名，例授应奉翰林文字⑤；其他初入院者，需先考试，“试制诏诰等文字三道，取文理优者充应奉”⑥。
    翰林学士院的职掌，《金史·百官志》称为“掌制诰词命”，“掌词命文字”。金制无中书舍人，制诰词命不分“内制”、“外制”，无论诏令敕制、批答表启，或官员任免、君臣碑铭，皆由学士院掌管。院在宫禁之外，院官草词或“入直禁中”，或受命于中书、尚书省⑦。
    金国是以女真族为主体的政权，立国百余年间又始终处于战争环境中，先是与辽、宋作战，后是与蒙古争夺中原，女真统治者尽管汉化程度较深，但在用人行政上仍然摆脱不了亲本族、讲武功、重吏才的倾向。因此，以汉人文士为主体的金代翰林学士院的政治功能受到限制，不可与唐末两宋时相提并论。不过，女真贵族既要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推行封建化，标榜文治，就必需借重于网罗了各族知识分子精英、封建文化积累丰富的翰林学士院。因此，金代的翰林学士院仍然是文人儒士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舞台，金代翰林对当代政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
    起草诏诰制敕，是金代翰林参与政治的第一条途径。
    诏诰制敕种类繁多，其中，一般诰命文字“多以职事铺叙，皆有定式”⑧，起草比较容易，草词者能够发挥作用的余地也很有限。诏书、敕文之类，则因时因事而颁，所涉多为朝廷大政、军国要务，草词翰林在布达君主旨意的同时，可以铺陈自己的政治主张。熙宗时翰林学士韩昉的草诏就是如此。天眷二年（1139年），金廷内部对宋关系上的和战两派斗争激烈，翰林学士韩昉站在主战派宗干等人一边，力劝熙宗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主和派宗磐等人，事后发布的《诛宗兖诸王诏》，正是韩昉所作。诏书历数宗磐罪行：“煽为奸党，坐图问鼎，行将弄兵……擅公之财，市恩而惑众，力摈勋旧，欲孤朝廷。”⑨实际上就是韩昉日前主张诛宗磐的理由。同年，熙宗颁行新官制，改定官制的诏书也是韩昉撰写的。在诏书中，韩昉阐明了改制的意义，所谓“变则通”，“通则久”；表明了熙宗的决心，“庶将一变而至道，……用创新规”；要求“尚书省就便从宜施行”⑩，从而奠定了天眷新制的基础。哀宗后期，内政颓坏，民怨沸腾，外部蒙古的侵略日益加剧，正大九年（1232年）正月，汴京戒严，哀宗召翰林学士赵秉文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赵秉文在赦文中，“指事陈义，辞情具尽”（11），借哀宗之口批评朝政。
    在政见不同的时候，翰林官可以拒不草词，以表明其不合作的政治态度。正大九年，枢密副使赤盏合喜自以为守京城有功，命翰林官为文入贺，“会学士赵秉文不肯撰表，议遂寝”（12）。天兴二年（1233年），崔立兵变，“国柄入手，生杀在一言，……诸在位者畏之，于是乎有立碑颂功德议”（13），尚书省召翰林直学士王若虚起草功德碑，若虚不肯曲笔，借口“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王言可乎”（14）？一推了之。
    至于说翰林草词，言为心声，使诏敕文书产生强烈社会反响的，也是大有人在。最有代表性的当数赵秉文。正大九年三月，秉文受命草《开兴改元诏》，诏下之日“闾巷间皆能传诵，洛阳人拜诏毕，举城痛哭”（15），可见其感人至深。
    顾问谋议是金代翰林参与政治的第二条途径。
    女真君主简选文士入居翰林，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备咨访”（16），充当自己的政治顾问。其方式主要有3种：应召问对、上疏论奏和进读文字。
    1.应召问对，或入禁中，或在朝上，被召翰林得以借此出谋献策，褒贬朝政，臧否人物，对君主施加多方面的影响。
    前面提到的韩昉力劝熙宗诛杀宗磐一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最初，熙宗是同意宗磐等人的意见的，准备把河南、陕西等地归还宋朝，让宋向金称臣。后来，正是在韩昉等人的影响下，熙宗才改变观点，决心诛叛。《金史·熙宗纪》详细记载了韩昉的劝说：熙宗与韩昉谈论唐太宗时君臣议论，可以规法，韩昉认为是因唐太宗“温颜访问”，所以房玄龄、杜如晦等敢于直言议政，熙宗问：“太宗固一代贤君，明皇如何？”韩昉答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即位之初任用贤臣姚崇、宋璟，成就了开元之治；晚年“怠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酿成天宝之乱。熙宗又问周成王是何样的君主。韩昉认为是“古之贤君”。熙宗认识到成王得力于周公的辅佐，后世批评周公杀其兄，但他是“为社稷大计，亦不当非也”。韩昉有关君主昏明、黜奸用贤的道理，打动了熙宗，事后不久，熙宗便下决心诛杀皇伯宗磐、皇叔宗隽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