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属于临时差遣，其性质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朝廷，出使外邦；一类是代表君主，派往地方。前者如翟永固、移剌熙载、赵可、安延珍等奉使南宋、西夏、高丽、蒙古等国（45），其间或有特殊使命。如海陵遣翟永固等赴南宋报谕登位，“且令永固伺察宋人动静”（46），但基本上只是例行公事，作用不大。代表君主出使地方，政治上的影响则比较重要，它既反映出君主对翰林的信任程度，又为翰林直接处理军政事务提供了用武之地。
    世宗为推行女真封建化，于大定九年遣修撰蒲察兀虎等“分诣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东等路劝猛安谋克农”（47）。在平定移剌窝斡之乱后，将“窝斡余党散居诸猛安谋克中”，为安定人心，“诏（待制移剌）子敬往抚之，仍宣谕猛安谋克及州县汉人，无以前时用兵相杀伤，挟怨辄害契丹人”（48）；又遣应奉文字讹里也“招降叛奚”；派修撰阿不罕讹里也等“往德州鞫问”宗室胡剌谋反的案件（49）；差待制刘仲诲“廉问（秋猎）所过州县”（50）。再如章宗，诏应奉文字纳兰胡鲁剌括牛于临潢、上京等路（51），宣宗以应奉文字完颜素兰赴中都议军事（52）……所涉皆是当时军政要务。
    哀宗末年走归德，奉命“如邓州招武仙入援”的，是翰林修撰魏璠；哀宗再从归德逃往蔡地，事先派去蔡地“告蔡人以临幸以意”的，也是翰林院官直学士乌古论蒲鲜（53）。其他象以翰林权参知政事、行三司事、兼台谏官、知审官院等等（54），都使以有机会施展政治才能。
    三
    如上所述，金代翰林通过起草诏敕、谋议顾问和奉命出使三条途径参与当代政治，发挥了一定的政治作用。但是，与前代相比，金代翰林在政治上的作用始终是比较有限的。
    翰林学士院始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自产生之日起，学士院官就兼有文学侍从与策士谋臣的双重身份，即具有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功能。这双重功能孰大孰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如果说在唐代是以政治功能为主，宋时是二者并重的话（55），那么金代则是文学功能超过了政治功能。
    金人对于翰林学士院更多地是强调它的“清要”一面。世宗在谈到翰林直学士移剌道时就明确说过：“道清廉有干局，翰林文雅之职，不足以尽其才。”（56）宣宗时重用近侍，擢拔胥吏，“抑士大夫之气不得伸”（57），学士院被称为“冷局”，入院被视作“投闲置散”（58）。李献能号称“天生今世翰苑材”，其特点不过是：第一，“善谈论”；第二，“作诗有志于风雅，又刻意于乐章”（59）。在政治上，女真君主主要是利用翰林，而非倚靠。这一点，从翰林的出路来看，就足以证明。据笔者初步统计，金代任翰林学士院官的共约170多人，其中升至宰执的仅仅16人，不到总数的1/10，而且，这16人中的多数还是女真族的宗室、贵族（60）。许多翰林在院长达数十年，直至老死也未被大用。上文提到的四朝翰林张行简、赵秉文和杨云翼，没有一人做到宰辅，最高官不过是六部尚书。尽管他们都是“金士巨擘，其文墨议论以及政事皆有足传”（61）。再如党怀英，大定十九年任应奉翰林文字，历经待制、修撰、直学士、学士等职，承安二年（1197年）出知兖州，三年再次入院，后以学士承旨致仕（62）。党怀英在院20多年，年逾花甲，仍然是一介翰林。这种状况与唐宋时翰林学士“非徒翰墨之选，乃是将相之地”相比（63），差距甚远。
    唐宋翰林学士院号称“储才之地”，金朝君主也用它来安置各族知识分子，但止储于院中，并不重用。
    金代翰林的主要用途，更多地转向文字撰述方面。除了各类诏诰文书外，翰林是修史的主要承担者。金制，多以翰林兼修国史或同修国史，或兼国史院编修官，负责撰修国史的实际工作。如世宗时翰林张景仁、高霖、移剌履、徒单子温、移剌熙载等等分别兼修史、同修或编修官，其中张景仁先以翰林学士兼同修，迁为承旨后，仍兼修史。再如张行简、杨云翼、赵秉文、蒲察思忠等，都先后在章宗、宣宗朝以翰林兼修史或同修史（64）。国史以外的其他史书，也常以翰林著述，如郑子聃为直学士，海陵“以史事专责之”（65）；章宗时直学士陈大任“妨本职专修《辽史》”（66）。
    此外，职在“掌校勘在监之籍”的秘书监校书郎，常以翰林兼任，“掌修日历”的著作局著作郎、佐郎，也“以学士院兼领之”（67）。
    元、明、清三代，学士院与翰林院、国史院机构合一，翰林的用途重文词，远政治，这种格局的奠定，正是金代。在翰林学士院制度发展史上，金朝是重要的转折时期。
    注释：
    ①⑨洪皓：《松漠纪闻》卷下。
    ②参见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9。据《金史》卷125《韩昉传》，昉在天会十二年前已官翰林待制。大约金之翰林官职因袭辽旧，早于机构的正式设置。
    ③《大金国志》卷17、卷24有权直学士院和直院，《金史》无，当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