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教科书在当下已成所谓“民国范儿”的一大象征物。虽然“民国范儿”这一概念经不起严谨学理分析的推敲,但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却值得深入关注,主要体现为:清末民国教科书的研究者们大多爱谈教科书介绍的新知与新知对中国现代启蒙产生的影响。却因太关注其“趋新”的一面而有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之嫌。①尤其是论者基本置当时教科书反对者的意见于不顾;多忽略教科书编写过程和内容所反映的启蒙与传统之间的多重勾连;教科书作为一盘生意又如何使得启蒙原本的路径旁逸斜出等问题。对此笔者并不拟作一综合完整的论述,只是提出自己略有心得的部分来重看清末民国的教科书问题,特别希望揭示出当时教科书与时见不尽相同的“另一面”。本文的讨论将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为如何看教科书内外启蒙与传统的关系?二为怎样评估启蒙成为生意后对启蒙的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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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目前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之多已到不胜列举的程度,择其要者有: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吴晓鸥:《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郑航:《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美]季家珍(Joan Judge):《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孙慧敏译,《新史学》(台北)十二卷二期(2001年6月)。[美]沙培德(Peter Zarrow):《启蒙“新史学”——转型期中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 年。Robert Culp,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现代国家观念的普及化研究(1895-1919)”(11CZS057)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11PJC043)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一
    在有限旧人和众多今人的团团表扬之外对于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即时批评者,目前研究似乎未能充分聆听其声音。就笔者有限阅读范围所见,有几种批评或许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是把教科书与以往蒙童必读之书相比较,以凸显当日教科书的“速成滥造”。1913年有读书人就提出疑问说:“诚不解先哲手定之经史,何以逊于近人之大手笔?”①1916年康有为也有类似问题说:“今无论教科书之谬陋也,即使有条不紊,则编者可代为教主,可代为圣人矣。”②
    其二是点出当时教科书只知追慕世界情势,而不解“中国常识”。1912年章太炎谈编写教科书之难时就说:“今者始学即以外国情形教之,外国情形亦与中国绝不相类,儿童尚不知衽席之间,而欲使知方舆之外,是好高骛远之甚。必也契合国情,应于人事,然后读之有用,是编教科书之难可知矣。虽素称饱学者,命之编辑,或亦未必能适用。”③
    其三是不少人已注意到了教科书编写渗透出的孜孜以求富强功利的味道。钱玄同就在日记中记下刘师培之言云“功利主义之天演论成家弦户诵之教科书”。因此“凡编教科书者皆以富强功利等说为主干”。④亦有无政府主义者指出:“试观今日学校所授之修身及伦理学教科书……以土地私有、贫富不均为万世所不易;更有国家神圣,法律万能种种呓语,使理性未充足之少年,习闻此等邪说,其将来不为正义人道之敌者,亦几希矣。”⑤
    对于上述批评或要剥离其中作者自诩与意气之争的一面。如章太炎所述之“中国常识”对他自身而言或为平常,但对他人已属艰深学问。康有为抨击编教科书者“至愚极陋”。此说诉诸实际,恐怕打击面太大。而刘师培的以“富强功利”为主干之说,当时教科书虽有此强烈倾向,但也有其他更丰富的面相,如世界主义催发下的“大国民”理想等等,似并不能一概而论。
    不过这些批评能促使我们反思的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大半植根于所谓“轴心文明”的突破时期——春秋战国。孔孟诸子虽未必要尊其为“教主”,但其段数无论如何都要高于清末民初那批“两头不到岸”的读书人。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里实不爱讲功利富强和竞争进化,清末中国人开始讲求“富强”是在西方冲击下生硬囫囵地开始讲起。之后则成了很多人挂在嘴边的“道理”。时至今日,中国人既享受了很多讲功利富强的好处,但也吃了不少讲功利富强的苦头。所以回头看以教科书为重要元素的启蒙如何在传统中求变,又如何在传统失落中异化就成了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清末民初的教科书里实际上传统成分保留不少,但这些传统成分正如王汎森所言已从一个整体分裂成一个个思想分子,这些分子之间“原来的有机联络已经破裂,从它们的接榫处散开,所以成为互不相干的一堆东西。它们游离并重组,为新的目标服务”。⑥这种传统成分的打散和重组正是中国现代启蒙复杂性的重要构成,下面试举几个实例。
    清末民国的教科书多爱提汉朝“苏武牧羊”的故事。有关课文如一一读过就会发现其内容大多脱胎于《汉书·苏武传》,不过是把传统故事复述一遍而已。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汉书·苏武传》,各种教科书(笔者所见大约为数十种)里的“苏武牧羊”故事一般都删去了其中苏武与李陵的一段至关重要的对话即:
    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
    这段话以李陵与苏武做比照,凸现儒学五伦中的君臣—父子之大道,恰为“苏武故事”在传统脉络中所谓“守节”“大义”的真正内涵,而删去这段话,整个苏武故事就可能跳出其原有的历史内涵,而向国民要忠于一个“现代国家”发展,从而使得老故事有了全新的启蒙意蕴。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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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程树德条陈之真相》,《申报》1915年2月8日,第六版。
    ②康有为:《致教育总长范静生书》,《康有为全集》第10 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4页。
    ③《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章太炎先生演说》(续),《汉民日报》第80号,第四版,收入《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编》第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530页。
    ④钱玄同日记,1908年2月13日条,《天外集刊》第5 辑,纽约:天外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⑤《五四时期的社团》(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73页。
    ⑥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兼论思想的本质与思想的功能》,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⑦钱穆即指出:《汉书·苏武传》把李陵来合写,两人高下自见。李陵是数一数二的军事奇才,然而在人格上,哪比得上苏武。苏武其实已为汉朝立了大功,使匈奴人从心中崇拜汉朝,比起打一胜仗更功大。《汉书》上又嫌把苏、李合传太明显,因作《李广苏建列传》,从李广写到李陵,从苏建写到苏武。隐藏着作史者之用心,却使读史者感动更深。这些是中国相传之史法。氏著:《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27-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