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引文中对“私塾”残忍、惨酷、不人道、野蛮的描写或有实际的证据可供支持,但亦不免片面,可谓是一套既无法证实,又不能证伪的历史叙述,不过我们仍可以比照明清时代读书人对幼教蒙学的认识、胡适自身经历和其同时代人的回忆对这种叙述来做一些判断。
    就明清时代的读书人而言,熊秉真援引斯通(Lawrence Stone)对西方幼教的经典性研究与明清时代的幼教做对比说:“在执行幼教的方法上,西方之师长不吝采用严酷之体罚,以遂其折毁子弟与生俱来的罪恶本性之目的。而中国近世士人家庭,虽重其智力上的表现,但方法上多用奖励诱导,所施之压力亦以心理胁迫为主,在幼年的阶段,尚少用严重的体罚。”②梁其姿的研究亦指出“当然确有严厉粗暴的蒙师,但显然他们并不属于当时人们普遍认可的那一类,至少不为文明的教育家所赞成。后者中的权威从不严厉地处罚六七岁的稚龄儿童”。③梁氏的判断植基于崔学古、李兆洛、唐彪、刘宗周等一批明清时代“蒙学专家”的观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崔学古在《幼训》中起始谈“爱养”一段话:
    教训童子在六七岁时,不问知愚,皆当用好言劝谕,使知读书之高,勤于教导使不惮读书之苦。若徒事呵斥而扑责,不惟无益,且有损也。至八九岁时,年方稍长,或可用威,若遇聪颖者即如前法,亦足警悟。其或未觉,略用教笞,此在一两月,或半年一用,方可示威。若久用不止,则彼习以为常,必致耻心丧尽,顽钝不悛矣。④
    再从胡适自身经历看,1915 年胡适批评私塾不过认为其大缺点在不“讲书”。⑤而私塾“讲书”与否从胡适的经历看塾师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为与不为则取决于“束脩”的多寡。胡适母亲每年为他交的学费是一般标准的三到六倍,胡适就能享受先生为其“讲书”的待遇。⑥而且之后在上海学堂里,胡适实际上受家乡“私塾讲书”教育之惠甚多。同时在为丁文江写的传记里,胡适也不认为“私塾”对丁氏有太多妨害,反而说丁氏“读中国经史书,作中国文,中国诗,都是在那十一二年中打的根柢”。⑦胡适还曾称道过《醒世姻缘传》中写“南边先生”认真教书为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好材料”,⑧足见他心中知道以往的“童蒙教育”并不像他笔下那样如此不堪。⑨但他何以要如此丑诋传统童蒙教育?实与当时新人物欲通过极端、夸张、激烈甚至怪诞的方式发表言论来引起各方注意,进而达到其理念与实际上的种种目标有关。
    即使如此,如比照一些新人物的回忆,私塾中令人“触目惊心”的那些场面如扑责体罚等好像也并不是胡适所描绘的那样恐怖。像曾在故纸堆里看出了满纸“吃人”的鲁迅,他自己就读的三味书屋就并不太扑责。据他说先生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⑩周作人看出了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不那么与传统“战斗”的诡异面相,特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补充”说:“这书房(三味书屋)是严整与宽和相结合,是够得上说文明的私塾吧。但是一般的看来,这样的书房是极其难得的,平常所谓私塾总还是坏的居多,塾师没有学问还在其次,对待学生尤为严刻。”(11)另据报人胡绩伟回忆,他在四川威远四合堡上的小学虽然是新式学堂,却保留私塾的一些特点,比如打屁股。他就被打过30大板。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就此大骂私塾,而是觉得自己“罪有应得,理当挨打”。(12)
    虽然“私塾”可能并非那么可怕,甚至有不少为私塾正名之人。不过这些人的回忆和辩白是被淹没在巨浪滔天的反八股、反科举、反读经反私塾直至整体反传统的声音之中的。这种被掩盖的,甚至于未掩盖(前引鲁迅的文章是中学课本里的常客)但却熟视无睹的历史记忆都在见证着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失落的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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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适:《慈幼的问题》,《胡适文集》第4册,第644-645页。
    ②熊秉真:《好的开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236页。亦参见[英]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81-289页。
    ③梁其资:《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下游的蒙学》,《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
    ④崔学古:《幼训》,《檀几丛书》二集,卷8。
    ⑤致胡近仁(1915年7月13日),《胡适书信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第38页。
    ⑥胡适:《四十自述》,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7-18页。
    ⑦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文集》第7册,第403-404页。
    ⑧胡适:《中国教育史料- 与陈世棻书》,《胡适文集》第4册,第541页。
    ⑨《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五回说:“南边的先生,真真实实的背书,真真看了字教你背,还要连三连五的带号,背了还要看着你当面默写,写字真真看你一笔一画,不许你潦草,写得不好的,逐个与你改正,写一个就要认一个。讲书的时节,发出自己的性灵,立了意旨,分了节意,有不明白的,就把那人情世故体贴了譬喻与你,务要把这节书发透明白才罢。讲完了,任你多少徒弟,各人把出自己的识见,大家辩难,果有甚么卓识,不难舍己从人。凡是会课,先生必定先要自做一首程文,又要把众学生的文字随了他本人的才调与他删改,又还要寻一篇极好的刊文与他们印正。这样日渐月磨,循序化诲,及门的弟子,怎得不是成才?”《醒世姻缘传》(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49页。
    ⑩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朝花夕拾》,《鲁迅全集》第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9,290页。
    (1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12)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14页。
    余论
    至此笔者深感对清末民国教科书的研究或已形成了一种新的“思维定式”即唱盛其各方面的“推新”作用,而忽略或无视教科书实为近代中国各种困局的一个缩影。其实如把时间往回推近一百年,不少时人似并未看好那时的教科书以及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1915年张已说:“近日之民德污下达于极点,长此不改,非特中国沦于外夷,且恐人类皆化禽兽矣。”到1924年更说:“民国如此黑暗,下民尚有生机哉?”①几乎与张同时,杨绛之父杨荫杭则发现不少“谈中国史者,每以民国比之五代”,②这种比拟如从时代褒贬上看基本上等于直斥民国是一个“堕落时代”。因为“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几乎只有骄兵悍族、跋扈的将帅。连轻薄的进士也如凤毛麟角,可谓‘天地闭,贤人隐’”!③
    具体到民国教育环境,1919年张感慨五四说“今日教育有江河日下之势,观于抵日风潮,全国学界已一律停课,则莘莘学子殆无求学思想”。④1920年杨荫杭则写过一篇叫《学荒》的评论在《申报》上发表,认为:
    以今日之教育费与清季之教育费较,知今日之文明尚不如清季。北京虐待教员,有教员罢工之说。今广东虐待教员,亦有教员罢工之说。知南北两方文明程度之相等。北有伧气,南亦蛮风,是为鲁卫之政。觇国之文野,以其国读书人之多寡为准。中国图书馆阅书之人数与报纸之销数,不如欧美之多,固无论矣。旧书不屑读而读者愈少,然能读西书言学问者,试问能有几人?则知今日中国文化,有青黄不接之势,清季译书风行,译者往往获利。今译稿不售,而翻刻旧书,则知今日中国新文化,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势。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之问津,而学殖安得不荒?则知今日中国新学风有江河日下之势。故岁荒谓之凶,而不知学荒之凶更甚于岁荒。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