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什么造成了此种“学荒”,原因当然有很多,从教科书论关键在于以其为重要基础的清末民国新教育立足于学堂,尤其是由政府设立学堂。此举恰翻转了科举时代以“塾”为中心的“私学”遍布,人人皆有可能读书的教育结构。章士钊在1925 年指出:
    自新政兴学校,立将千字课、四书、唐诗三百首改为猫狗、木马、板凳之国民读本。向之牧童樵子,可得从容就传者,转若严屏于塾门之外。上而小学、而高小、而中学、而高等。一乡中其得层累而进之徒。较之前清赴省就学政试,洋洋诵其场作自鸣得意者,数尤减焉。求学难、求学难之声日闻于父兄师保,疾首蹙额而未已。今之学校自成为一种贵族教育。⑥
    田桐在1929 年则提出:
    在旧时,贫人之子有俊秀者,自修有得,得与考试而有出身。民国以来,中学、大学,非贫人之子所敢望也。非政治之有阶级也,财产限之耳。以财产之故,而造成事实之阶级,民国之体制得无伤乎?……中国今日,倘无补救之方,必至富者皆有出身之路,贫者绝无出身之路,其不流为六朝也几希矣。是以民权主义之精神,而得阶级教育之结果也。⑦
    ①《张日记》,1915年4月1日条,1924年10月4日条。
    ②杨荫杭:《民国与五代之比》,《申报》1921年1月26日,《老圃遗文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03页。
    ③钱穆:《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国史新论》,第283页。
    ④《张日记》,1919年6月8日条。
    ⑤杨荫杭:《学荒》,《申报》1920年12月20日,《老圃遗文辑》,第163页。
    ⑥孤桐:《评新文学运动》,《甲寅周刊》第1卷第14号(1925年),第5页。对章士钊的意见郁达夫反驳道“牠说前清在作者的乡里,读书识字的牧童樵子比现在的数目还要多,意思就是说前清的教育比现在还要普及。这句话大家能够说牠不是撒谎么?若果真是这样,那么教育的当局应该拿来打屁股”。郁达夫:《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现代评论》第2卷第47期,第11页。
    ⑦田桐:《考试篇》,《田桐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47页。
    ⑧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叙录》,收入《五石斋小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349页。
    【作者简介】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其实从辛亥革命带来的恩怨情仇看田桐与章士钊可谓关系恶劣,素不相能,但他们却几乎同时注意到了“共和时代”讲求民权,教育着意在普及众人,却在实际上封闭拒斥了很多人求学上进机会的吊诡历史现象。这似与当下许多学者对民国教育的高度美化相去甚远。究竟是今人的回看解读出现了问题,还是张、杨荫杭、章士钊、田桐等民国即时人物的观察有误也许一时间尚难下一定论,邓之诚即以为:
    民国以来事,二十年间祸乱相寻,皆身亲目击,或且预知隐秘,然属笔而后,以质正于当事,则曲折尽异,且其所言,人各不同,然后信记载之难。当时报章所记载者,若函电、若宣言、若命令,非不实也,果细究之,不唯事情曲折,无此单简,甚且有与事实相反者,异代之后,谓之为信史不可也。谓之为非信史亦不可也。⑧
    因此面对纷繁诡奇、言人人殊的“民国”,或许只有努力走出所谓“民国范儿”带来的单方面迷思,于民国我们方能有更深刻的理解,于今日我们才可能有更适宜的选择!
    (责任编辑：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