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趋向则与教员的困惑相呼应,“损之又损,浅而再浅”的教科书训练出的是一批又一批程度越来越低的学生。1923年梁启超在“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讨论中就发现社会上已出现一群“除却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外从未读过一部中国书”的学生。②值得注意的是梁氏所指的“中国书”并不包括他自己的作品,他和胡适所开列的“中国书”也并非人人以为中小学生所能读和当必读。③
    到1928年刘咸炘更认为“学校课规以语为初基,仍以文为进级,然初止学语,文基已失,加以恶深乐易,能通文者必日希,将使学术之源不在巨著鸿篇而在杂志小报,以言普教,吾见其降教而已”。④
    至1940年代,从事教育事业数十年的叶圣陶等果然只能进一步“降教”,希望学生如“偷空看了《三国演义》或者《饮冰室文集》,却居然通了”就最好。⑤可再过几年,叶氏却无奈发现他和顾颉刚当年和现在都视为“时新文章”的梁任公之文集,此时的中学毕业生却对其中的典故已“往往不免茫然”。⑥
    面对学生程度越来越低的状况,1923年张东荪就提出“文言终是取消不了的……中学不能不教文言”。⑦1939年郭绍虞编《近代文编》时则感慨“一重文言,便将认为迷恋骸骨,便将认为违反潮流,种种责难因之以起……我们可以不做文言,却不能说不会文言;我们可以不提倡文言,却不能不顾到文言”。⑧至1942年叶圣陶干脆认为几十年来“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⑨ 。即使到上世纪60年代仍有人写文章对此事作切身反省,可视之为时过境迁后一类总结的代表:
    把《三字经》《千字文》《幼学故事琼林》等换成“小猫叫,小狗跳,小孩子,哈哈笑”之类的课文,大量减少儿童的识字数量,使儿童在课文中长年累月和一些小狗、小猫、小白兔、小狐狸等小动物为伍,以为这才是“适合”儿童年龄特征的最好办法。另外又在教学上形成一些清规戒律,一,不许背诵,把背诵一律谓之“死记硬背”,扣以“违反教学规律”的罪名,二,必须使学生读“彻底”懂得的课文,不许让学生读那些一时较难完全读懂的文章和诗词,这样一来,许多古来的好文章自然一不能读,二更不能背了。偏偏我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遗产又都是文言文。因此自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学的量力性原则传到中国,就颇为割断我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增加了一重危险。农时不可违,学时也不可违,古语曰:“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一定道理,在少时对一些古来的好文章不读不背,让记忆力的黄金时代像流水一样空流过去,怎不令人痛心?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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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日记》,1924年6月30日条,未刊稿本,温州市档案馆藏。
    ②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文集》第3册 ,第120页。
    ③钱穆即以为“梁任公、胡适之两先生曾为学者开列最低限度之国学入门书目,顾其间乃多不见经书。余尝戏语朋好:‘梁胡为并世大师,其言当信,余辈靦颜为中学国文教师,其实于最低限之国学犹未入门,思之惭赧’。亦有某学生明白为文,刊诸报端,云:‘梁胡所开书目,今日身任中学国学教师者,犹多未寓目,奈何以绳学者?’此亦自情实之论。余又见各杂志报章,屡有开写中学生国文科应读书目者,此亦自胡君发端,然余尝默自检诸案头,时有未备,察诸各校图书馆,以余所知,亦每有所阙”。氏著:《编撰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新教育》第10 卷第3 期(1925年)。
    ④《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7页。
    ⑤叶圣陶:《对于国文教育的两个基本观念》,收入《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6页。
    ⑥朱自清、叶圣陶编:《略读指导举隅》,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143页。此点在吕叔湘给叶氏编写的《国文百八课》的评论文章中可获明证。吕氏对《国文百八课》的最大批评是“完全没有注释”,但究竟何者该注呢?吕氏认为梁启超《祭蔡松坡文》中的“自吾松坡之死,国中有井水饮处皆哭”中的“有井水饮处”就应当说明出处,可见吕氏心中对学生的程度估计之低。叶圣陶、夏丏尊编:《国文百八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页。
    ⑦张东荪致李石岑、周予同,《教育杂志》第15卷第3期(1923年),通讯栏。
    ⑧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之编撰经过与其旨趣》,《文学年报》第5 期(1939年)。郭氏的“迷恋骸骨”说似针对郁达夫等人的旧诗已成“骸骨”之论,参见郁达夫:《骸骨迷恋者的独语》,《文学周刊》第4期(1925年);斯提:《骸骨之迷恋》,《文学旬刊》第19期(1921年)。而将“骸骨”论推至国学则在《文心》中可见一斑,参见《文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34页。
    ⑨叶圣陶:《认识国文教学》,《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91页。
    ⑩敢峰:《从“小猫叫,小狗跳”之类谈起》,《人民教育》1962年第2期。
    当然我们也可发现前述的种种编写教科书之病和教授教科书之惑在不少“新人物”眼中并不存在。在他们笔下清末民国教科书的发展就是一个白话取代文言,简明代替烦难的不断向前“进步”的过程,吴研因就是这群“新人物”中的一位得力干将,他回顾清末以来小学教科书的历史就认为:
    小学教科书改文言为白话这是一种重大的进步,也是小学教学的自然趋势,教育部的提倡不过是促其速成罢了。教育部即使不提倡,这趋势也一定自然会来的。所以现在虽然还有人主张小学教科书参用文言,或者竟强迫用文言甚至读经,我想这不过是一时的现象,将来也一定会自然消灭。①
    非但如此,吴氏还几乎一一回应过当时各种关于教科书的批评。因为其发表的相关文字很多,此处仅以30年代人们对教科书的一种典型批评即认为教科书中充斥太多像“小猫叫、小狗跳”之类的“鸟言兽语”为例来展示吴研因等“新派”回应批评的方式和理据② :
    可悲得很,我国小学教科书方才有“儿童化”的确实,而旧社会即痛骂为“猫狗教科书”,则“天地日月”“人手足刀”的教科书或者会复活起来。果然复活了,儿童的损失何可限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