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猫先生”的称呼确是有的,但我不知在拟人体的儿童文字中,花猫为什么不可以称为先生。以“先生”二字是士大夫所专有的尊严名称吗?但是在尊王主义的中国传统观念下,蜂蚁的首领也被称为王、后……“先生”本是普通名称,而竟靳而不予,怕“花猫”夺了去,这是多么可笑的思想啊!在批评者的真意,或者厌恶整个的“鸟言兽语”,所以发为此言。诚然有一两种小学国语,鸟言兽语的分量或者太多了,但是多数的小学国语,除了供六七岁儿童读的第一二三四册外,鸟言兽语就不多见。至于六七岁的儿童为什么要教鸟言兽语?这答案太长了,一时也说不完,还是请反对者稍读一点教育常识书,再看看欧美日本各国的小学读本,然后发言罢。③
    从上不难发现“新人物”对教科书发展历史的追溯是在“求进步,追欧美,慕富强”的理路之中,而回应批评的方式和理据也多立足于“新旧之争”与“东西洋榜样”,因此或自有其立足于那个时代的“道理”。不过如将时段拉长,清末以降教科书和学堂教育不断提倡“量学生之力”或曰“儿童本位”来迁就学生程度的最大后果我们却已能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传统的不断失落!1954年邓之诚就感慨“今大学生知有孔孟者,亦罕矣!再过数年,虽呫哔者将不识孔孟为何人”。④时至今日大学人文学科毕业生好好读过经书的能有几人?数量极不容乐观。割裂了传统的启蒙往往既丢了传统的好处,又会使外来的积极因素异化。清末民国就有不少人对此深有体认:
    严复在民初谈子女教育时提出“非不知(经、传、古文)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但这些传统经典的精髓恰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于当时小孩能否真正理解并不重要,俟其年长学问深时,自然能够“相喻理会”,但“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⑤
    杨昌济则认为“科举之弊,人人能言之,然强迫全国士子以读四书五经,亦未始无其效。彼多数之读经者,固志在科第,非真有取法古人之心,然沉浸于此不识不知之间,自隐受古圣先贤之感化”。⑥
    蒋梦麟在其自传中也说:“理想、希望和意志可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⑦
    潘光旦亦以为“前人背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童年虽则活剥生吞,壮岁可以反刍细嚼,只要终身受用有日,何妨一时消化无方”。⑧
    这些话从趋新而返归传统的严复、“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新学堡垒——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和曾在美国留学五年的潘光旦口中说出,对我们反思“新派”们对清末民国教科书的认知和讨论今日的教科书问题实有深深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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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申报》1936年1月30日,第16版。
    ②“猫叫狗跳”说法的缘起,据黎锦熙说来自民国十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其第一课是“狗、大狗、小狗”,第二课是“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小狗、叫一叫、跳一跳”,与之前教科书以“天地日月”或“人”作为首课颇不同。氏著:《国语运动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8页。
    ③吴研因:《读尚仲衣君再论儿童读物乃知“鸟言兽语”确实不必打破》,载《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八卷第1、2期合刊(1932年),第167页;《关于小学国语教材的疑问之检讨》,载《时代公论》第130号(1934年),第16页。早在1924年周作人就曾针对柳诒徵的言论作过如《神话的辩护》、《儿童与伦常》等短文为“鸟言兽语”的教科书做辩护,《周作人散文全集》(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8-330、359-360页。
    ④邓之诚日记,1954年2月26日条,《邓之诚文史札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783页。
    ⑤严复:《致熊纯如》,《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97页。
    ⑥杨昌济:《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杨昌济文集》,第54页。
    ⑦蒋梦麟:《西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⑧潘光旦:《未经“国定”的一种公民读本——费著作之民序》(1946年),《潘光旦文集》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4页。
    二
    西方文化史家如Robert Darton 等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将欧洲近代历史上启蒙与生意的互动揭示了出来。这种互动落实在清末民国的教科书上,其情形还要更吊诡一些。一方面无生意则无启蒙的规模效应。1906年陈黼宸在写给宋恕信中就向其问计道:“今拟为商务馆编蒙小、中学史类课本,如何能令书竞购?如何能令阅者醒目?如何能令读者不费力而得其利益?幸一一指示为盼。”①而沈尹默则说“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各学校通用,就此大发财”。②而在“竞购”“醒目”“不费力”“发大财”等词语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商务教科书的大批量出版,可见生意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启蒙规模性的强势拓展。
    但另一方面的情形既有研究则所涉甚少,即生意也可能使得启蒙旁逸斜出,波折丛生。这表现在:
    第一,有生意就有商家间的竞争,竞争的白热化对商家来说很多时候是两败俱伤。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务与中华的教科书之争。曾在1912年借辛亥革命之机成功狙击商务的中华创始人之一—陆费逵在1914 年10 月却也不得不道出由他一手开启的恶性竞争给出版机构带来的深深困局:
    近一二年营业竞争达于极点,从而发生之困难有五:一,廉价竞争。定价既廉,复改五折,实际批发四折以下,利益不及曩者之半,……二,广告竞争。费用较往年不止加倍,且时有互毁之举,精神耗费尤甚。三,资本竞争。彼此欲防竞争之失败,不得不增加实力,竞添资本,对政学界之有力者竞之尤力,无形中不免有损失。四,放账竞争。内地推销,权操同行,欲结其欢心,而放账加松,即使滥账不多,而资本搁滞,受损已不浅。五,轶出范围之竞争,即倾轧事也。彼言我不可恃,我言彼危险;彼言我定价昂,我言彼有外股。该彼此为自卫而竞争,究其极,非彼此两伤两亡不已。③
    到1920年,余家菊则认为:“现行的教科书,多半是纯粹商品。编辑和发行,多半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他们不配负促进文化的担子,不配做教育人类的工具。听说他们的内幕,有许多丑态,我们犯不着一一揭穿。”④至30年代,更有人发出感叹道:
    呜呼!文字商品化,足使文化阻塞,道德堕落。字数既有定价,往往一书三千字足以发挥者,必多至二三万言,而收益可以十倍。今教科书亦成商品,各局争销,常生纠纷。⑤
    第二,启蒙既成生意,就需大量出版品方能保证其有利可图,再加上清末科考改革和学堂遍设的推波助澜,遂使得读书人的求学问道和自我展示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传统时代求学的难度之一即在得书不易,不过手头有经书数卷则几可走遍天下。而到戊戌年间湖南名士王先谦已发现科举考试若由八股改作策论,那么“以制艺论,贫士家有十千钱书,可以成名。易策论,虽什倍于此而不足供周览”。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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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黼宸:致宋平子书(1906年6月20日),《陈黼宸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022页。
    ②沈尹默:《我与北大》,钟叔河编:《过去的大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③陆费逵:《竞争与联合》,《陆费逵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2页。
    ④余家菊:《教科书革命》(1920年1月),《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余家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⑤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时代公论》第110号,第15页。对于此种意见吴研因给出的回应是“教科书的商品化在自由竞争的买卖之下,诚所难免。要是制度稍改,我想其风也可稍戢……商品化之书,实也五车可载,由来已久。科举时代的大题文府、小题文府、民十以前各种文言教科书,岂非都已商品化”。氏著:《辟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毕读孟子及指斥语体文诸说》,《教育益闻录》第6卷第4期(1934年),第400-401页。
    ⑥王先谦:《科举论下》,《葵园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8页。1901年政务处和礼部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中也说:“现又改试策论,讲求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所需书籍尤多”。收入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