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1913年出版的《最新论说文海》一书中有一篇叫做《秦政愚民论》的课文也很有特点。在传统时代,秦政基本上是读书人所抨击的对象,而他们对秦政的批评多落脚在其德政不修,求强慕富与穷兵黩武上。如《汉书·徐乐传》即说“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耶。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到唐代柳宗元作《封建论》虽肯定“秦制”,但仍严厉批评“秦政”是“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①这些对“秦政”的恶评,再加上宋以前经生们对汉代秦的种种合道性论证,直接导致秦有被摒弃出“正统王朝”序列的危险,因此欧阳修要作《正统论》为“秦”之正统辩护。直到20世纪30年代张君劢仍在说:“现在讲民族问题,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务要拿以前一姓兴亡与帝王远略的概念完全取消。我们只问其民族在某时代有无发展,不问秦皇如何暴虐,汉武如何黩武。”②可见读书人认为“秦政暴虐”是长久以来延续的一个认同者较多的历史共识。
    可是《秦政愚民论》却一改以往之共识,将批评焦点落在“愚民”之上③,并以“开民智”为基础展开想象说:“我民族二千年智识蒙昧,民气不伸,皆秦王政蔽塞摧残故也……使秦王政以其变法长才,不灭古以尊今,不焚书而兴学,召诸生以共襄新法,聚偶语街谈巷议之辈悉予以参政权,行见与民共治立宪之局已自秦开之,虽谓西秦赢政即为东海睦仁(按明治天皇)可也。”④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清末民初教科书与传统实有相当多的联系,经过对传统一定程度的改写,启蒙似也在传统的发明中生机不断。钱穆就回忆他在清末读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其中有“历史名人故事”“寓言小说短品”,文字虽略有节改,但易于诵习,因此许多课文“深入脑中,久而不忘”。更重要的是他日后读传统经典,一读便知某课出自《战国策》,某课出自《世说新语》,据钱氏形容教科书对他读古书的帮助是“如还故家,如晤亲友”一般。⑤
    遗憾的是钱穆的经验并未能继续复制,随着清末以来趋新大潮的步步激烈,教科书里的传统成分非但不能和新教育进一步融合,其点滴保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当然和强势的舶来教育观念相关。简单地说在那套观念里有一套核心意见为:教育孩童应该努力激发他们的兴趣,宜浅显明了,简单易懂,不宜程度过深。这套观念据笔者所见大约在1905 年前后即在报章中有所散布,同时在一些教科书的编撰大纲中也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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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唐]柳宗元:《封建论》,《柳河东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6页。
    ②张君劢:《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氏著:《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3页。
    ③这样讨论“秦政”的思路或可上溯到皮锡瑞。1902 年他在给学生日记的评语里就说:“始皇焚书坑儒,以愚民也。后世不焚书,而用科举程序为焚书之秘术,亦所以愚民,且愚士也。始皇愚民,民不必读书,而能揭竿为乱,是愚民无效矣。赵高即用其术以愚二世,独处深宫,不使登高,至于鹿马不辨。后世取士之法,始皇愚民所传之心法也。仇士良教其徒党勿使君读书,近儒生,赵高愚君所传之心法也。上下交相愚,中国安得不愚?中国人皆愚,何能敌外国之智?且此愚君之法,非独奄人知之,凡奸人欲擅大权,不欲其君从师读书,皆士良之意也。人君知此,即当礼贤下士,重道尊师,庶不至为奸人愚弄,亦不宜用愚民之术以弱其民,而亟当设法开民智矣。”这种评价与他1873年写《秦始皇论》时已大有不同。《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皮锡瑞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203页。到民初与引文类似的学生论说非常多,如江阴私立化成高等小学二年级生袁榖生撰有一篇《秦皇汉武合论》说:“始皇志在愚民,故卒,天下灭亡。秦皇之意,欲计天下万世之无失,谓焚诗书,毁兵器,足使民智无所生,不知人各具有性灵,以此愚民,适以愚己。”收入《江苏各校国文成绩精华二集》,上海:扫叶山房、苏州:振新书社,1916年。
    ④据沈桐生编:《奉天全省各学校国文合编》,上海:大通书局,1913 年,此文应为奉天省城两级师范学校本科第五班的臧宪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撰写。
    ⑤钱穆:《复兴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语国文之教材问题》,氏著:《文化与教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86页。
    之后这套意见从正反两面不断扩展其影响。正面议论可用胡适之言概括为“儿童的教育应该根据于儿童生理和心理”。①从反面立论则是:
    吾国旧教育专重注入的,故微论学子年龄如何,苟能记忆,则四书十三经均可读也,读之而能背诵,则其责任已了,能理解与否,实用与否,毫不顾问,故有读完十三经而尚不能书一便条者。以如此读经方法而谓有益于学子之身心,有功于名教之存废,谁信之?新学踵兴,泰东西学说浸贯全国,国人知教育宜按学童程度,宜重开发主义。②
    正是在这套观念的笼罩下,20世纪初对新出教科书的“肯定赞许”一开始就落在了其足够“浅显”之上。1910年学部评商务印书馆简易国文教科书是“词旨浅近,指事象形,揆诸儿童心理,尚易领悟,图画颇具神趣,文义由浅而深,句由短而长,渐进之程度尚属相符”。③到1912年浙江则有读书人用宣讲形式告诉广大乡民:新教科书相较旧日经书“字样由大而小,笔数由少而多,所有的文字都是日用的文字”,对童稚来说“不止便于日用,而且很快懂得”。④同年教育部批文里也夸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词浅显,所选教材不出儿童习见事物之外,颇合初等小学程度,其字句亦无甚瑕疵”。⑤
    可是不几年这种对教科书程度的乐观看法就有了剧烈变化,能“很快懂得”“颇合程度”的教科书因新文化运动的滥觞渐渐变成了“很难懂得”与“不合程度”。1918年教育研究会开会时就有不少“新人物”提出时下教科书“程度不合于儿童之心理”“文理太艰深”“陈义太高”⑥。同年在江苏昆山的一位读书人则说:“我邑小学校无论城市与乡村,多以书坊所出之国文教科书为教授资料,徒以研究之乎者也为能事,教材之适切与实用与否,在所不计,其作法则论说多于记事,而于家常信札、便条、契据、婚丧喜庆往来帖式反未注意及之。故毕业于学校,对于此种常识多未能处置裕如。以若所为,而谓其合于实利、实用之主义者,我未敢信也。”⑦
    这些意见的汇集就迫使或驱动教科书不得不朝“损之又损,浅而再浅”的方向上去编写。而所谓“损之又损,浅而再浅”,其大多指向的就是教科书里的传统成分——“经训”“格言”与“史事”,进而直指其基础——文言文,希望改作语体文。⑧钱玄同就曾表示他听北京孔德学校的老师说其编写的《国语读本》比起“坊间出版的国文教科书”来,教的时候“学生要容易领会得多了”。不过他的看法却遭到了常年在南方教书的钱基博反驳。⑨可是在“时代潮流”的挤压下,钱基博等人零星散碎的不同看法并不足以改变因教科书“书法变革”而出现的两个趋向:一个是一批中小学教员因教科书之多变,而对其如何教授国文、修身等与传统联系密切的科目感到困惑不已。1913年杨昌济已敏锐地发现“今日学校所用之国文教员,皆食科举制度之赐。有人谓今日若不急谋养成国文教员之法,恐十年、二十年以后,有求如今日之国文教员而不可得者。”⑩但杨氏恐未料到的是十年之后,曾经“食科举制度之赐”的教员们不待“自然淘汰”,就快已被“新文化”运动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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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适:《慈幼的问题》,《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46页。
    ②俞干三:《论大学一书宜采为中学校修身教本》,《教育周报》(杭州)1914年第42期,第7页。
    ③学部评语,《初等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第2 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
    ④《劝入学》(四),《浙江各县宣讲稿选粹》第一编,杭州:文粹印刷局,1912年,第63页。
    ⑤《教育部批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等小学共和教科书样本请审查呈》(民国元年七月初二日),《教育杂志》 1912年第4卷第6期,附录。
    ⑥《教育研究会讨论修订教科书问题的记录》,《蔡元培全集》第1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9页。
    ⑦王士凤:《教育感言》,《教育研究》(昆山)第19期(1918年),第6页。
    ⑧吊诡的是胡适等人把自己的语体文章注重在“明白”或“懂得性”上,但日后却不免被讥讽为“绅士们的白话”。见朱自清:《论通俗化》,收入氏著:《标准与尺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9页。
    ⑨在钱基博看来,“白话文教授,小学实施的结果很好”这样的话“只可去骗蔡元培、钱玄同那班大学者”。“国语的本身容易了解”,恐怕只能在北京城市里说说。东南各省六七岁的孩子拿《国语读本》第一册教他,恐怕不会比文言容易了解,或者还要难些。因为国语读本的字,大半还是同文言一样,有几个不一样的字,却是笔画很繁,识认很不容易,也有文言识一个字,现在国语要识两个字,三个字,才能当文言一个字用。如果一个小孩,生在北京城里,国语是日常时间嘴里说惯,耳里听惯,也还识认容易。然而若生长南方,这些小孩惯听惯说的话,却绝对的与国语不一样。所以钱玄同所谓“国语本身容易了解”只能在北京城里讲。钱基博:《语体文范》,收入氏著:《文范四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而“新人物”之一吴研因亦承认其编的《小学国语》,因为胡适说过是“南方作者勉强作白话”,所以自然也“往往有不很妥帖的句子”。氏著:《关于小学国语教材的疑问之检讨》,载《时代公论》第130号,第15页。
    ⑩杨昌济:《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收入《杨昌济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54页。
    如在温州师范学校里教书,曾是廪贡生的张就说“近来教育趋势,注重语体,旧课国文,几如附赘。学生既不暇听之,教者亦无从灌输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