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皇朝经历了一百六十余年的稳定发展，至宋徽宗时，进入了“太平极盛之日”①，“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不识干戈”②。宋徽宗对国家的富盛，也颇为自鸣得意，他在御制《艮岳记》中说，“昔我艺祖，拨乱造邦”，“且使後世子孙，世世修德，为万世不拔之基”，“祖功宗德”，“社稷流长”，“足以跨周轶汉”。词臣奉命进谀诗说，“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宵旰万机营四海，更将心醉六经中”③。
    从表面上看，宋徽宗确有其自我矜夸的资本。《宋史》卷85《地理志》说，“建隆初讫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无大增损”，此说尚不确切，因为西北若干州郡被西夏夺据，宋的疆土有减而无增。宋哲宗时，开始大规模蚕食西夏疆土。自宋徽宗“崇宁以来”，对西夏战争节节胜利，“斥大土宇，靡有宁岁”，“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可谓极盛矣”。直到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宋军在统安城之战大败，方被迫与西夏休兵。④。
    在人口方面，宋徽宗即位之初，户数已超过二千万⑤，一些学者估计人口已超过一亿。在一个依赖手工劳动的农业社会里，人口的增殖，就意味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宋徽宗在位的二十六年间，并非没有“大水”、“大蝗”以及旱灾记录⑥，但总的说来，仍可算是“天地顺应，年谷屡丰”⑦。
    宋徽宗并非单纯是继体守成之主。他即位后，很快沿袭宋哲宗“绍述”宋神宗“良法美意”的方针，立元祐党人碑，进一步惩罚反变法派，除了方田均税和保甲军训外，又采取了财政、教育等方面的新政。今仅枚举其荦荦大端者，分别介绍于下：
    一、改变财政体制：宋神宗元丰改制时，中央财政主要是皇帝内库和户部两个系统，户部又分左、右曹。然而在宋徽宗时，却出现了“御前钱物、朝廷钱物、诸局所钱物、户部钱物”四个系统。所谓诸局所，如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行幸局、采石所、延福宫西城所、後苑书艺局等，往往由宦官掌管，其钱物直属皇帝。四个财政系统之间，“讲画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照，以致暗相侵夺，公私受弊”，“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⑧。按宋朝制度，皇帝内库，即御前钱物，尚非天子私财，往往用于补贴中央财政的亏空，而诸局所钱物却全成“禁中私财”。如蔡京设计，增收茶利，“岁以百万缗输京师供私奉，掊息益厚”，“民滋病矣”⑨。
    二、方田均税法：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宋廷下令在各地重新方田，均定赋税。但因吏治腐败，出现了不少弊端，到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宋徽宗又下诏罢方田⑩。
    三、保甲军训：宋神宗时的保甲军训，迟至宋哲宗在位之末的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尚未恢复。宋徽宗于翌年即位后，下令“陕西、河东路流冗未肯归业”，“免今年保甲冬教一次”。此後，冬教和月教来回变更，军训范围一度扩大到京东和京西（11）。但是，正如李纲所说，北宋末“十余年来”，“免教阅”，“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12）。
    四、盐法改革：宋徽宗时，将钞盐制延伸至东南沿海，规定商人先向政府纳钱，申请盐钞，再往东南沿海凭钞取盐。由于官府不断另印新钞，使旧钞贬值，持旧钞者必须搭配新钞，增付钱币，方能得到盐货。致使“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为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崇宁时，在四个多月内，官府得此项盐利达五百余万贯。政和时，两年之间，官府“所收已及四千万贯”，被吹嘘为“富国裕民之政”（13）。
    五、茶法改革：蔡京对茶法作了三次变更，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纳钱，换取茶引。茶引分价格较高、期限较长的长引和价格较低、期限较短的短引。商人凭茶引向种茶的园户买茶，官府“岁收息钱至四百余万缗”（14）。
    六、采矿业和币制混乱：宋徽宗时加强和增设了提点坑冶铸钱司的机构，大力奖励和开发金属矿藏。但因当时探矿和开采技术所限，矿业不振，“或苗脉微，或无人承买，而浮冗之人虚托其名”，“骚动邀赂”。“坑冶之利”最丰的广南，收益不及宋神宗时十分之一（15）。
    蔡京倡议铸当十钱，每贯约重十八宋斤十二宋两，而普通铜钱每贯约重五宋斤（16）。于是民间盗铸盛行，“规利冒法”。此後，当五钱、当三钱、夹锡钱等反覆变更，“滥钱益多，百物增价”，“刑禁益烦”。此外，在四川地区滥发纸币交子，又引起交子的剧烈贬值，宋徽宗下令将交子改为钱引，钱引亦复贬值，“至引一缗当钱十数”（17）。
    七、直达纲：东南各路漕运开封的粮食，“常有余蓄”，可以丰补歉。各路粮船运到真州下卸，改由发运司船沿汴河运往开封，谓之转般。蔡京“用所亲胡师文为发运使，以籴本数百万缗充贡，入为户部侍郎，来者效尤”，此后各路粮食“直抵京师，号直达纲，丰不加籴，歉不代发”。宋廷在直达和转般问题上来回变卦，破坏了漕运，“公私横费百出”（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