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农田水利：与宋哲宗时相比，宋徽宗时较重视农田水利。在开封一带，“根括诸县天荒瘠卤地，开修水田，引水种稻”。在低洼的浙西和江东修筑沟渠，疏浚河道，建造圩田。但此类农田收入却归稻田务和应奉司，由这两个机构“督御前租课”。北方公田另成一大祸害（19）。
    九、加重赋税：史称“崇宁以来，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各种苛捐杂税，“名品烦碎”，“不得而尽记也”，“掊剥横赋，以羡为功”。“絮帛则有和买，有预买，有泛买，有常平司和买，有应副燕山和买，米谷则有和籴，有均籴，有补发上供和籴，有应副军粮和籴，有拨发辇运司和籴。名曰预买，无钱可敷，名曰和籴，其价每下”（20）。其他著名的民间税役负担有花石纲（21）、经制钱（22）、免夫钱（23）等。宋朝事实上从未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百姓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宋徽宗对百姓的搜刮更超迈其列祖列宗。
    十、设置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居养院收养贫困的鳏寡孤独，安济坊免费为穷人看病，漏泽园负责殡葬穷人和死于异乡的旅客。但这三项慈善事业开支过大，超过官府的财力，後来不得不大加裁削（24）。
    十一、崇奉道教：宋徽宗耽溺道教，自称道君教主皇帝，不惜耗费巨资，在各地大造道观，扩充道士名额，设置道官、道职、道学等（25）。
    十二、学校和科举改革：宋徽宗尊崇王安石，将王学作为官方经学。当时沿用宋神宗时创设的太学三舍法，并扩大太学、洲学、县学等规模，在各路设提举学事司，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接着又下令废科举，直接从太学生中选拔进士，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种德行作为取士标准，实际上便取消了科举考试的平等竞争原则。于是请托公行，“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最后，宋徽宗又下令取消州县学三舍法，撤销各路提举学事司，恢复科举考试（26）。
    总的说来，宋徽宗时的一系列新政呈现了复杂的情况，其中不能说没有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成分，但更多的则有粉刷太平，好大喜功，特别是搜刮民脂民膏的成分。
    宋哲宗辞世后，他最倚重的左相章惇（宋哲宗亲政时未另命右相）反对端王入继大统，其理由是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27）。章惇因此遭受毫不留情的贬黜和打击，但往後的历史演变，却证实了其先见之明。
    宋徽宗是历代帝王中首屈一指的天才艺术家，他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方面的才华，与处置军国大事的昏愦，有机地融合于一身。天水一朝十五帝（南宋亡国时三个幼儿不计在内）中，真正算得上大纵侈心者，第一个是宋真宗，第二个是宋徽宗，并且後来居上，其奢侈和享受超过了宋朝任何一个皇帝。
    宋徽宗最初尚有所克制，“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蔡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宋徽宗“尝大宴，出玉、玉卮示辅臣”，说：“先帝作一小台，财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复兴，久当莫辨。”蔡京说：“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28）启迪皇帝侈心者，自然决非蔡京一人。宋徽宗进行规模空前的宫殿、後苑、艮岳等建设，穷侈极丽，挥霍民脂民膏，用之如泥沙不惜（29）。宋徽宗酷嗜女色，“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退位后，出宫女六千人”，其总数“盖以万计”（30）。浩大的宫廷开支，非御前钱物所能维持，故另外创设诸局所钱物，乃势在必行。
    尽管宋徽宗纵情声色狗马，竭天下以自奉，在口头上，却自诩“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勤于政，庶以图天下之佚；俭于家，庶以资天下之丰”。“经营欲致黎元福”。他自称“不可以燕乐废政”，“言者”指责皇帝“金柱玉户”，皇帝反指他“厚诬宫禁”（31）。
    宋徽宗周围的一帮宠臣，被太学生陈东指为“六贼”者，有蔡京、王黼、朱和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32）。其实，当时的奸佞决不止上述六人，如宦官杨戬、兰从熙、谭稹等人，掌军的高俅，掌河防的孟昌龄和孟扬、孟揆父子，蔡京之子蔡攸之类，都是祸国的蟊贼，害民的大憝。人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梁师成为隐相。这帮奸佞既互相勾结，又互相倾轧。蔡京最初侍奉童贯，“不舍昼夜”，得以窜升，但童贯后来又“寖咈京意”。蔡京与蔡攸居然“父子遂为仇敌”（33）。
    这帮奸佞窃据要津后，必然援引亲故，广结党羽。“蔡京拜相不数年，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蔡京曾问他们：“米从何处出？”一人说：“从臼子里出。”另一人说：“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34）朱“子侄官承宣、观察使，下逮厮役，〔亦〕为横行，媵妾亦有封号”。童贯也是“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至数百辈”（35）。一时“乳臭童稚，目未知书，绮襦竹马，方务嬉戏，而官已列禁从”者比比皆是（36）。
    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而腐败也必然依赖专制，专制政体不可能具备真正制约腐败的机制。宋朝的腐败并非始于宋徽宗，但在宋徽宗时，腐败政治达到了极度膨胀和恶性泛滥的新阶段。
    招权纳贿，货赂公行，是北宋晚期政治的一大特色，其奥秘正在于上行而下效。宠臣们懂得，其恃宠固位的主要手段，就是为皇帝搜刮钱财。蔡京巴结内宫，“宫妾、宦官合为一词誉京”，遂得以进用。他“拔故吏魏伯刍领榷货，造料次钱券百万缗进入”，宋徽宗大喜，说：“此太师与我奉料也。”童贯“颇疏财，後庭妃嫔而下及内侍，无大小，致饷无虚月，交口称誉一词”，故能“权倾四方”（37）。上有皇帝以身作则，宠臣辈贪污受贿自然成了家常便饭。王“黼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时谚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直通判”。童贯“庭户杂遝市，岳牧、辅弼多出其门”。朱“与其子汝贤、汝功各立门户，招权鬻爵，上至侍从，下至省寺，外则监司，以至州县长吏官属，由其父子以进者甚众，货赂公行，其门如市”（38）。蔡京“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他本人“目昏眊，不能事事”，仍贪恋权势，一应政务由幼子蔡絛处置，“代京入奏”，“由是恣为奸利”，“骤引其妇兄韩梠为户部侍郎”。宋徽宗“亦浸厌之”，命蔡攸和童贯往取蔡京辞职表，蔡京惊慌失措，说：“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报，此二公所知也。”居然“呼其子为公”，左右“莫不窃笑”（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