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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中国货币史，是一种超级复杂系统，包含着众多子系统和因子。其中，白银自始至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存在着一种与物理世界的“量子纠缠”类似的“白银纠缠”。这里所说的“白银纠缠”包含两个含义：离开白银货币，中国货币历史根本无法书写；而没有对中国货币经济历史的整体性把握，白银货币也绝无说清楚的可能。  （1）“白银纠缠”发端于何时？ 中国自战国到两汉，大体以黄金为计算标准。究竟白银货币在何时开始成为其中的重要子系统，或者主要的因子，并没定论。据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成十足的货币”。彭信威先生这样的结论，显然基于白银在货币体系的比重或者权重。 宋代相比较于之前的历朝历代，发生了人口革命、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手工业革命和都市革命，以致被中外史学家认为从古代历史向近代历史转型的分水岭。所以，相比较唐代，宋代的货币需求发生了“爆炸性”增长。所以，任何单一的货币形态都难以满足，导致了宋代货币经济体系的高度繁杂性，及各类金属货币和各种纸币同时和交叉并存。其中的金属货币有铜钱、铁钱、和贵金属的金与银；纸币至少有全国性影响的交子、钱引、关子、会子，还有诸多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纸币。国内不同区域的货币需要交换。 还要注意到，宋代属于开放经济，势必与周边国家的货币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虽然北方的辽国、西夏和金国，南方的东南亚诸国，都有自己钱币。然而，只有宋钱，主要是铜钱，可以成为周边各国接受的“硬通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宋朝疆域之内，还是宋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同币种之间需要“汇率”，而“汇率”则需要有基准货币，或者本位货币。例如，“交子”曾以铁钱为本位，“会子”曾以铜钱为本位。但是，铜和铁终究属于“贱金属”，加之多次发生“钱荒”，所以，能够作为基准货币的唯有“贵金属”。很可能因为黄金过渡稀缺，在纸币通货膨胀的压力下，相对丰裕的白银脱颖而出，白银的地位甚至超出了黄金，且成为国内外通行的通货，似乎是一种自然过程。徐瑾注意到了钱穆先生“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的观点，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纸币试验构成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进而得出了宋代因为通货膨胀引发了白银的崛起的结论。 在宋代，社会上到底流通着多少白银，已无从知道。但是，白银不仅已经进入普通民众生活，而且政府岁入中钱数减少，银数增加，“用银而废钱”，已是大势所趋。对此，当时的史书已经有了清楚记载。白银已经具备了货币职能。至于白银的来源，无非是中国本土和国际贸易的流入，很可能后者大于前者。这样，伴随宋代白银经济的崛起，“白银纠缠”得以发端。 这里值得提及南宋的权臣贾似道（1213-1275）。面对战争频繁，楮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家却无力筹集粮饷，贾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期望以此减少楮币的发行，平易物价，解决军粮匮乏，挽救军事危机和统治危机。但是，因为官僚和地主集团的反对和腐败的吏治，致使公田法在执行过程弊病丛生，百姓深受其害，以失败告终。自宋代以来，主流史学界将贾似道列入导致南宋灭亡的“奸臣”。徐瑾在《白银帝国》中评价贾似道时，写了这样一段话：“贾似道的悲剧似乎在于在一个没有彻底商业的社会推行一种不对等的商业交易，他的公田法堪称当时的农耕文明的失败试验品；即使南宋已经属于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时代，但在旧有权力格局和游戏规则之下，其实也并没有给他其他的更多机会，无论是金融工具还是经济选择。”说到底，贾似道只看到了浅层的土地危机和粮食危机，并试图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而不知道深层原因来自金融危机及其背后的白银力量，成为了“白银纠缠”的牺牲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