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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银纠缠”和蒙古帝国的货币制度。 蒙古帝国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全球帝国，没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货币制度的支持是不能想象的。在其辽阔的疆域中，不乏贵金属，特别是银矿资源和白银货币传统。被蒙古征服的花剌子模（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地区就是代表。蒙古帝国货币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银代表的贵金属货币替代了铜和铜钱代表的贱金属货币，实现了东亚“贱金属货币”与亚欧大陆中西段的“贵金属货币”的融合，且在融合过程中，通过可以兑现的白银纸币，完成了从以铜钱作为计价经济向以白银作为计价经济的转型。包括元朝在内的蒙古帝国的货币制度，通货统一于纸币是“表”，计价统一于白银是“里”。从此，焕发了世界性的白银货币需求。世界经济历史与全球货币历史中的这个转变，长期被低估。  作为蒙古帝国组成部分的“元朝”，不可能存在完全独立的货币经济，元代的货币经济应该是蒙古帝国货币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元代，唯有纸币是合法通货，金银铜钱禁止使用。但是，元代的纸币是以白银作为储备货币的，即所谓的“银钱相权”，准许民间纸币和白银互兑。徐瑾写道：“元朝算是古代发钞的集大成者，每每被货币史学者认为占据货币史一席之地，日本学者甚至称其为“空前绝后的货币政策”。元代不仅开创了纯纸币流通制度，同时设定了无限法偿的先例，几乎是后世各国法币的前驱”。这样的货币制度，需要有足够的白银储备。元代，曾经有过白银资源的黄金岁月。那时，“不仅多数钞以银作为票面价值，本位也多与金银挂钩，民间用银亦广泛。例如元曲大师关汉卿的作品既有提及钞，也有不少写银的地方，《窦娥冤》开篇即说“小生一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间一个蔡婆婆，他家广有钱财，小生因无盘缠，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到今本利该对还他四十两。”只是到了元代的成宗时期（1295-1307），白银准备金枯竭，纸币方不可能再兑换为白银。此时，元代已经进入中后期，民众为了保护自身财富，很可能最大限度地将纸币兑换为白银，导致曾经作为储备货币的白银流失，大部分沉淀到民间。元朝覆灭的过程很快很短，统治集团对主权瓦解没有各种准备，撤离中原和返回大漠于仓促之间，基本来不及搜寻民间白银。 唯有理解包括元代货币经济在内的蒙古帝国货币体系，才可能解开明朝白银货币化初始来源之谜。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奠定与实施的宝钞和禁用金银这一货币制度，其“历史寿命”很短，少则半个世纪，多则70年左右。《明史》记载：明英宗的正统初年（1436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标志着明朝开国确立的货币制度的终结。几乎同时，1430年的周忱代表的“赋役折银”改革，确实开启了国家财政白银化的历史进程。1530年，张居正创立“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赋役合并、田赋一律征银、算赋役数额以县为单位和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不过是此前一系列国家财政白银化的延伸与制度化。毫无疑义，在这一百年之中的白银需求发生了巨大增长。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明正统年间“弛用银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银”的“银”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如果说白银来自本土“银矿”开发，非常有限；如果说来自国际贸易，因为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了“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国策。这个国策得以改变已经是明隆庆元年（1567年）。 按照历史逻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明朝正统年间的“银”，主要来自民间，而民间的白银，则与蒙古帝国及元代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发生明初从朱元璋到朱棣实行的多次迁徙富户的举措。简言之，很可能是蒙古帝国所留的白银存量，支撑了中国从明英宗正统初年（1436年）至1540年代中国的白银货币化，造成“弛用银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银”的互动，这个时段几近一个世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