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以后，西方各国都相继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变动。从一六四○年的英国革命开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冲击着整个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与封建制度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使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产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纺织、冶金、采煤、机器制造等新兴大工业产生了，火车、轮船等先进的交通工具也相继出现。在东方，当时的中国却处于明、清两个封建王朝交替的时期。一六四四年，满洲封建贵族入主中原，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明末清初的长期内战和动乱，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在明末缓慢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被摧残殆尽。与西方相比，中国已经大大地落后了。但是，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对这种变化着的世界形势，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他们陶醉于“十全武功”的赫赫声威，沉溺于“天朝大国”的沉沉迷梦，夜郎自大，顾盼自雄，因循守旧。同时，他们又极端害怕中国人民同国外发生联系，唯恐外来的“异端”思想会危及他们的封建伦理纲常，动摇他们的封建法统，特别是在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他们对此更是忧心忡忡。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盲目排外，闭关锁国，就成了清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马克思说过：“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清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六——七页）。
    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政府以英商不守中国法令为由，颁令沿海只准广州一口与外国商船进行贸易，关闭了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时曾一度开放过的澳门、云台、宁波等三口岸。这是清代全面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开始。接着颁发了一道又一道的法令，除了一七五九年颁布的“防夷五事”之外，一八○九年有“民夷交易章程”，一八三一年有“防范夷人章程”，一八三五年，两广总督又有“防范夷人章程八条”。综观其内容，除了坚持限制通商口岸于广州一地外，还有诸如设立公行制度以限制外商与中国市场直接接触，限制外商交易的商品种类和数量等等。例如，当时就曾规定茶叶每年出口不得超过五十万担，大黄不得超过一千担。此外还规定外商不得在广州过冬，不得携带家眷，不得雇用华人，不得私自与华人见面。一七五九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在向乾隆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中说“……近如夷商洪仁辉于内地土音官话，无不通晓，甚而汉文字义，亦能明晰，……伏思夷人远处化外，前赴内地贸易，除买卖货物之外，原可毋庸与民人往来交接；与其惩创于事后，似不若防范于未萌。”他们对外国人通晓汉语都感到惊惶失措，不能容忍，对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机器工业，则更是视为“奇技淫巧”、“乱我人心”的洪水猛兽，严加禁绝。闭关锁国虽在乾隆中期开始推行，但盲目排外思想，在康熙时代就已抬头。康熙时清王朝的钦天监正杨光先就屡次上疏反对学习和启用“西洋新历法”。他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而如果接受了外来的先进科学和思想文化，则犹如“抱火于积薪，而祸至无日矣”。而到了闭关锁国政策已经彻底破产的一八七六年还演出了这样一出闹剧：英国商人在上海造了一条铁路，清政府却用重金买来拆毁，扔进大海。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严格实行，原因是中国当时是一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男耕女织，一切皆可自给，无需它求，分工和交换都不发达，即不要求向它国购买货物，也不需向别国出口货物。这种个体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状态，加之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则更使封建统治者自以为无求于人而傲视一切，把对外贸易看做是“天朝”对“夷人”的恩赐，狂妄地以为洋人离开“天朝”就一天也活不下去。乾隆在致英吉利国王的敕书中就曾傲慢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乏，大乖仰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他们还耸人听闻，夸张其词地说什么“外夷数月不食茶叶、大黄”，就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无以为生”。真是可悲可笑到了极点。马克思曾经指出：清朝统治者“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六页）。
    当然，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也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作为一种自卫手段，以抵御海盗商人的劫掠活动、鸦片贸易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渗透。岂不知，正是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使中国置身于突飞猛进的世界潮流之外，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停滞，使中国实际上处于无力自卫的境地。一八四○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船坚炮利”的英国侵略者终于用武力打开了清王朝凭借土炮土枪以及大刀长矛死守着的国门。这以后，侵略势力步步进逼。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几乎西方的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都侵略过我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对华战争，落后的老大帝国在列强面前一次又一次地挨打受辱。《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使中华民族受尽了奇耻大辱。在咄咄逼人的外国侵略者面前，在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抗打击下，腐朽反动的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最后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一改闭关锁国的排外政策而为开门揖盗，割地赔款，出卖主权的媚外政策。“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拉氏在其臭名昭着的卖国上谕中所说的这句话，就是清王朝闭关锁国，盲目排外政策的终结。中国从此被推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深渊。锁国最终走向卖国——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
    闭关锁国不可能使国家臻于富强，也不可能长期抵挡外部势力的侵略，而只能是落后挨打。对于这一点，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爱国的有识之士，就有所认识。林则徐、魏源等就曾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说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增强我国国力，制止外国侵略。孙中山在本世纪初，参照日本近代的历史经验，指出：“日本维新之初，人口不及我十分之一，其土地则不及我四川一省之大。其当时之知识学问尚远不如我之今日也。然能翻然觉悟，知锁国之非计，立变攘夷为师夷，聘用各国人材，采取欧美良法，力图改革，美国需百余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时间耳。准此以推，中国欲达于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足矣”。这是孙中山先生以日本的历史经验为借鉴，对闭关锁国政策所做的深刻的批判，同时也说明，只要善于学习一切外国的先进技术，后来居上是完全可能的。
    清王朝及其闭关锁国政策，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那种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反民主、反科学的封建思想却还时时散发着臭气。而林彪、“四人帮”这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则把这种反动的封建毒素裹上一层马列主义的外衣，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武器。他们大批所谓“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疯狂地反对我国同外国进行正常的经济、文化交往，把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所谓“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顽固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中华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他们的倒行逆施使人们认识到：为了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一定要把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斗争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解放思想，放眼世界，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科学技术，加强同国外的经济合作，从而以更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正如列宁说的：“我们只有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来把共产主义变成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时，才能建成共产主义。想用另一种方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不行的。”（《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八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