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由于日本的全面入侵，中华民族处于前所未有的生死关头，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最紧迫任务无疑是抗日救亡。抗日是一场血与火的搏斗，但夺取抗战的胜利，不仅取决于军事，而且取决于政治，此政治即包括如何处理民主和集权。一般说来，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特别是受到外族大举入侵之时，往往倾向于建立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以满足应付国难的需要。这可以在欧洲历史中找到例证。但中国的情形与此不同。战前的中国并未走上民主的轨道，以“训政”为依据的一党专政并非民主制度下的产物，由此导致的国内党派间的矛盾和冲突严重地耗蚀着国防力量；同时，人民长期处于无权地位，由此而来的对于政治的冷漠和体制限制又严重影响着人民抗战积极性的发挥。因此就战时的中国而言，当务之急不是限制民主而是要充分实行民主。人民权力的保障，一党专政制度的破除和民主宪政体制的建立，将有利于党派间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有利于举国一致共同对外。
    尽管当政的国民党以种种理由反对上述观点，但大多数民主人士则相信并坚持认为民主为抗战所必需。他们指出，中国当前的政治情形，主要表现在人才未能集中、民意未能伸展、党争未能消弭，而“察其症结，皆在政治之未能实行民主”。因此，中国政治的当务之急是赶快实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政治修明，人心悦服，民力发挥；只有民主才能集中全国才智共图国事，挽救目前危局。（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7页。）一些人担心民主政治会影响行政效率，中间党派人士认为不必有此担忧。比如国家社会党就认为，“政权的集中，换言之，即行政效率的加高，实在与民主政治根本上不相冲突”，无论如何，“民主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注：《民国时期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也有人以民众的知识能力低下为托词怀疑民主的可行性，此举也遭到国社党人的反驳。他们指出，以人民知识能力低下为由反对实行民主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即使受人民能力的制约不能实现百分之百的或者百分之九十的民主，但百分之九十以下甚至百分之五十或者四十的民主也比专制政治要强得多，不论怎么说，“总得在可能范围内使民主政治为之实现”。（注：《民国时期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国社党出于其自身较多的政治立场，比起其他一些党派来在民主问题上显得有些保守，但在坚守民主原则这一点上却别无二致。这同样也是一方面出于对民主的价值认同，一方面出于对现实问题的焦虑和关切。他们希望通过实行民主推动抗战，以促成中国“真正的复兴”，使中国“从此抬头而能渐渐卓然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注：《民国时期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由此观之，对于中间党派人士而言，民主好比是他们心中的政治图腾，但这一图腾要比在西方人那里显得凝重。在西方，民主并未被先在地赋予现实的负荷，倒是长期的民主实践不断启发和丰富了民主的价值内涵并不断强化着人们的民主信仰和民主意识；而在中国，传统资源的匮乏和现实情景的局促使得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和信仰无法仅仅停留在价值认同层面，民主不可避免地必须肩负起复兴民族的民族主义重担。这种建立在价值认同和现实期待基础上的民主信仰，正是中间党派民主观的一大特点。
    二制度构想：“十足道地”的“中国型民主”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或政治意识形态，民主最终必然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当中，或者说体制化为一种制度形态。这是一种形态的转换。在西方，如果说这种转换表现为一种“自然演进”过程的话，那么在中国，转换的前提则是首先必须构建一套适合中国情形的制度框架。其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建制。
    中间党派主要是民盟人士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于抗战胜利之际形成了关于民主的制度构想，提出了“十足道地的”“中国型民主”的政治方案。
    “中国型民主”不能凭空而来。由于中国自身缺乏民主的传统更缺乏民主的经验，“进口”外国民主制度的基本构件便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基于此，民盟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在长期奋斗中所积累起来的“民主制度上的经验”给予高度重视，同时也对苏联的经验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它们都是“中国今后建立民主制度的好的参考材料”。当然参考不等于照搬，中国毕竟不同于外国。“在一个国家建立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绝不能抹煞自己国家过去的历史，更不能忽视自己国家当前的情况。”（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因此民盟强调，中国绝对不能“全盘抄袭”英美或苏联，而只能够借鉴和取长补短。
    那么以什么标准对外国经验进行取舍？民盟的回答是：看“人民是否有机会做人，人民是否自己的主人，人民是否国家的主人。”这是以人为本的民主价值观的必然要求，也是考验真民主还是假民主的“唯一尺度”。按照这一尺度，中国型民主在制度构架上应该是“全体人民的政治”加“全体人民的经济”，即不仅政治上而且经济上都要实现民主化。
    首先是政治民主。民盟指出，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或“起码条件”是人民的身体、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的自由与权利得到保障。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这些权利系天之所赐而不可剥夺，还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总是以承认、尊重和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为其先在的基础和正当性的理由。“假定一个国家，其国民不能自由发表负责的言论与主张，不能合理的批评政治的措施与人事，其新闻的记载只能限于好的一面，而绝不许暴露坏的一面，这个国家便不是民主国家”；又“假定一个国家，其人民的身体自由毫无切实的保障，可以由若干秘密的或来历不明的机关非法拘捕，非法幽禁，非法处死，……这便不仅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是一个十足的反民主的国家。（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这里，基本人权的保障与否成为衡量真假民主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民主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民意政治，英美等国的议会就是民意政治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构成了近代民主的重要特征。故此民盟主张中国引进议会制。它说：“有了这种议会机构，人民就能决定政府的政策，管理政府的财政，监督政府的行动。换句话说，有了这种机构，人民才能行使主人的权力，真正做国家政府的主人。”（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