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乡村社会-政治结构变革与农民社会心理变迁
    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中指出：社会心理是“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注：刘亦宇译《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第195页。）。也就是说，社会-政治结构变革是社会心理变迁的根本动因。土地改革引发农民社会心理变迁正是这一历史规律的具体反映。在土地改革及由其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构变革的作用下，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呈现出新的样式。
    （一）由“知足常乐”到“发家求富”。在传统乡村社会，土里求财是农民致富最主要的甚至是惟一手段，但租佃小农制度大多数农民欲富而不能。然而从人的本性说，追求财富的欲望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在这一欲望受到压抑的情况下，“知足常乐”作为一种平衡心理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也就逐渐地形成了。宗法血缘的社群结构把农民追求财富的欲望压缩在维持生存的范围内，则使这一心理得以固化、张扬。土地改革瓦解了宗法血缘的社群结构，建立了现代自耕小农制，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追求财富的潜能。农民心里清楚，“原先整年在地里忙来忙去，干死干活弄到年底还是两手落空，挨冻受饿，那有心计划咋种地，该锄三遍锄一遍，庄稼咋能长得好，现在出力是自家的，谁能不下劲干！”（注：张革非：《一个农民家庭的变化》，《河南日报》1950年9月9日。）在现代自耕小农制下，农户不仅是独立的生产单位，而且是土地的所有者和独立的分配单位，劳动好坏“是自家的”，这是农民“发家求富”心理复苏的基石。
    农民“发家求富”心理的复苏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其一，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高涨。土改后各地农民纷纷订立增产计划，有的农民头天分了地，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犁田（注：郭畏三：《中南农村新气象》，《长江日报》1951年2月16日。）。1950年夏种时河南天旱，往年遇到天旱，农民只有望天兴叹，或“下马子”求雨，但这一年男女劳动力几乎都投入了抗旱劳动，农民说：“这是因为咱们有了土地，谁也不能让耽误了”（注：穆青：《因为分配了土地--河南郾城大杨庄的生产热潮》，《长江日报》1950年7月9日。）。其二，农民发家求富的自信心增强。农民自己说：土地改革后一年够吃，二年添置用具，三年有富裕（注：张玺：《土地改革后河南农村的若干情况》，1951年3月，《经济档案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418页。）。其三，投资观念发生变化，不少农民在努力开辟种田以外的致富路径。肇州农民张如富说：“光种地不行，非想其他来钱道不可”，宾县劳动模范王富海也提出了“你看我除有五、三亩地而外，还有什么发财的路”的问题（注：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三联书店，1959年，第267页。）。他们开始投资手工业、商业甚至是高利贷。土地改革后，人们发现：“目前的基本问题，已不是敢不敢发展的问题，而是某些发展较快的农民，已开始感到发展无门的苦闷”（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第266页。）。显然，这与“知足”、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理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二）政治心理由保守到激进。农民的政治心理具有二元的倾向，保守是其常态，但也能转向激进。前者表现为农民虽不满却又能容忍既存在的利益格局。土改开始时，有些农民情愿要“田面”（土地使用权），而不要“田底”（土地所有权），甚至认为“土地改革没啥道理”（注：潘光旦、全慰天：《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三联书店，1952年，第106页。），有农民说：“毛主席既然打算帮助我们农民，为什么不印点子钞票，把地主的地买下来分分呢？”（注：肖乾：《从李娭毑的一生看湖南农民的翻身》，《人民日报》1951年3月30日。）农民对改变既有的利益格局心存恐惧：“从前辰光已吃了苦头，何必搞得勿好又吃大苦头呢？”因而不敢起来斗争，在全苏南，人民法院成立前期，主动来控告的多不是农民，农民在人民法院中反而成了被告，吴县人民法院1950年11月收到50件控告信，全是地主告农民的（注：潘光旦、全慰天：《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第105、106页。）。
    农民的政治心理由保守转向激进一般需要两个动力，一是利益的推动，即农民在采取激进行动时，必须以获得利益为前提；二是外部力量的推动。土地改革以平均地权为取向，提升了农民的阶级地位，又有国家政权的大力推动，因此它使农民的社会心理急速地由保守转为激进。而农民的政治热情一旦被调动起来，其激进情状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如广西苍梧县多贤乡，90%以上的人都卷入了土改斗争的高潮，接连不断地开了40多天的大小会，每天开会都在晚上12点钟以后，到划阶级分田产阶段，有些农民竟数晚通宵达旦（注：本报讯：《苍梧多贤乡土地回了老家》，《南方日报》1950年12月20日。）。电影工作者金焰讲述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场景，一个80多岁的老地主在斗争会上，受到两千多农民的血泪控诉，干部反复劝阻也不行，结果地主被活活打死，农民的斗争激情“就如脱缰的野马，再也勒不住了”（注：汤晓丹：《路边拾零--汤晓丹回忆录》，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61页。）。农民的这种激情受到主流政治文化的支持与激励，邓子恢说：“在群众已经相当发动起来，而尚需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地方，就应该让群众显显威风、出出气，不要束缚与干涉群众行动，即使有些过左行动，只要真是广大群众自己的反封建行动，也不该当场泼冷水，而应事后加以说服纠正”（注：邓子恢：《关于土地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1950年12月，《经济档案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220页。）。道理说得很清楚：要推进土地改革，就必须充分鼓动农民的政治激情。
    土改中农民的激进心理是以利益的获得为重要前提的，一旦目的达到这一心理也会随之弱化。因此，土改后农民政治心理重新显现出二元倾向。一方面，土改时迸发出的政治激情被深刻地保留在农民的记忆里；另一方面，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农民开始由积极参与转为消极避让，甚至乡村干部也产生了松劲“退坡”和换班的思想，如据中南区的典型调查，约有30%的乡村干部在土改后产生了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倾向（注：李学谦：《五省之内的五个乡的基层组织调查》，1952年5月，《经济档案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377页。）。
    （三）家族意识的淡薄与阶级意识的成长。在宗法血缘的社群结构中，家族意识不仅左右着农民的态度和行为，而且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石。土改开始时，很多农民对同宗同姓的地主不愿意斗争，说：“卖命不卖姓”，“好人护三村”（注：潘梓年：《学习〈实践论〉与改进革命工作的方法》，《新建设》第4卷第5期（1951年8月）。）；农民对农村阶级分野的认识是模糊的，开始诉苦时，“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而对顽干、二流子反痛恨，贫雇中农间闹小纠纷，诉苦对象多非地主”（注：葛剑雄编《谭其骥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第3页。）。土地改革促进了农民阶级意识的成长。地主已成为耻辱的代名词，“你是地主！”等于说“你是王八蛋！”“农民一想到地主，就想到蒋匪帮，就想到日本赤佬（鬼子），就想到美国赤佬。”（注：潘光旦、全祖慰：《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第113页。）与之相应的是农民之间的阶级认同增强了。这种认同弱化了由家族意识导致的村与村的矛盾、宗族与宗族的矛盾和“坐地户”与“外来户”的矛盾。河南巩县常封村在土地改革时主动让出13亩耕地给相邻的魏庄村，就这事他们歌谣作答：“村帮村，邻帮邻，庄稼人向着庄稼人”，“常封兄弟真积极，阶级友爱数第一”（注：《天下农民是一家》，《河南日报》1950年6月4日。）。他们“从过去沉痛的回忆中，觉悟到这是上了地主的当（指上述三种矛盾，引者注），阶级感情把他们溶合在一起，像兄弟一样地团结起来，对准了自己的敌人。他们一致的声音是：‘天下农民是一家，咱们的团结抱不紧，岂不让地主看笑话，钻空子’”（注：吕建中：《春光喜临五里界》，《长江日报》1951年2月5日。）。这说明农民已开始冲破家族意识的樊篱，开始具备了现代的阶级意识。
    土地改革建立了现代自耕小农制，摧毁了家族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族田和宗祠，取缔了各种宗族组织和制度化的家族活动，家族意识失去了物质层和体制层的文化表征，这是其逐渐淡薄的根本原因。而土改后农民的阶级意识的成长更与土改紧密相关。其一，在社会分层上，土地改革以阶级成分为标准对农村社会成员进行分类，把阶级成分与利益要求结合在一起，农民的阶级地位得到提升，获得了以前不可能得到的社会资源，这是农民形成阶级意识最重要的条件。其二，在社会组织上，在土地改革中农会等阶级组织取代了宗族组织等传统组织。据甘肃省3031个乡的统计，各族农民有318万余人加入了农会（内女会员133万），占人口总数的38%（土改前为20%）（注：张德生：《甘肃省土地改革工作总结》，1952年9月，《经济档案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423页。），据广东龙川县三个典型乡的调查，潭东乡69.9%的群众加入了各种新型组织，民兵组织最多的平稔乡，民兵人数占总人口数的7.9%（注：马奔、李义：《龙川县土改后的新气象》，《南方日报》1951年1月16日。）。其三，土改中对广大农民进行的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以培养农民的阶级意识为第一要务。诉苦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教育方式。诉苦教育包括“引苦”、“诉苦”、“论苦”三个步骤（注：参见葛剑雄编《谭其骥日记》，第2～22页。）。“引苦”主要是启发农民回忆自己受过什么苦，初步认识自己为什么受苦；“诉苦”就是让农民在各种会议上把自己受过的苦说出来，以增强农民对“苦主”的情感认同；而“论苦”则是进一步启发农民，使其认识到农民受苦都是由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造成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党所倡导的政治文化强有力地锲入乡村社会（注：参见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9页。），农民的阶级意识开始形成。这也说明，土地改革不仅具有变革经济制度的内涵，而且还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
    （四）民间信仰的衰微与领袖崇拜的形成。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传统的民间信仰是相当普及的。民间信仰以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和宗法血缘的社群结构为根基，它属于下层被统治阶级的民间文化，却又与上层统治阶级的正统文化紧密相连。因此，随着现代自耕小农制的建立、宗法血缘社群结构的解体、农民阶级地位的提升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锲入乡村社会，传统的民间信仰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微。农民本来是信命的，认为穷是“五行八字命生成”，“命里只有八合米，走尽天下不满升！”土改中地主被打倒，他们改变了看法：“土地改革一实行，每个地主的好八字都勿来事哉！”（注：潘光旦、全祖慰：《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第129页。）经过土改，长期以来被人们祭祀供奉的神灵，逐渐走出了人们的心灵世界。宋庆龄在东北旅行时对此深有感触：“随着这个时代的前进，生活及思想方面古旧与阻碍进步的习惯就会受到尖锐的打击，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旧的迷信已经失去它对人民的控制了。在永贵村，我们看到祭拜各种神佛的习俗已经完全废除了。尤其是再也没有人花钱去买香烛及其他迷信品了，新年的时候也没有人浪费时间去拜偶像了。”（注：宋庆龄：《新中国向前进--东北旅行印象记》，《人民日报》1951年1月5日。）以民间信仰为依托的香火行业开始出现了困境，在神灵退出人们的心灵世界时，对革命领袖的崇拜成了时尚。如《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领到土地证后，把土地证往墙上一钉，就跪下来给毛主席像磕头（注：柳青：《创业史》第一部，《柳青文集》上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4页。），这种农民并不是少数；香火行的生意差了，但“坊间印行的毛主席像，销路好极了！”（注：潘光旦、全祖慰：《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第114页。）农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他们说：“敬了几十年神，也没有见减过一颗粮，如今有了毛主席，领导大家翻身，减了租，反了恶霸，我只跟毛主席走，敬神干什么！”（注：本报讯：《翻身中的邵阳农民》，《长江日报》1950年6月9日。）农民这样做，虽然反映的仍然是传统农民务实求验的心理，但它对于广大农民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新中国无疑是起到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