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社会心理变迁与农业合作化运动
    社会心理作为社会共同体中普遍流行的、共同的、典型的精神状态，不仅覆盖面广泛，而且具有巨大的历史延续力，对共同体的发展有着强烈的影响（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135、136页。）。由于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相继发生，因此，土地改革带来的农民社会心理变迁，无疑会对农民应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更强烈的影响。这一影响是颇为复杂的，既有推动合作化运动的方面，也有矛盾的方面。
    土改后农民的发家求富心理的侧重点是“发家”，这与互助合作的共同富裕取向是矛盾的。这一矛盾表现在对生产关系变革的态度上，即是农民对单干感兴趣，而对“组织起来”十分苦恼。土改后经济状况上升快的农民，“单干情绪高”。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觉得“单干才能发财，有穷有富才能发财”（注：《东北局向中央的综合报告（节录）》，1950年1月，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23页。），认为互助合作是“拉帮”穷人：“么子互助？还不是政府提拔穷人！”“要我们帮助贫雇农，我们就帮补一点，还有个明处，何必说互助呢？”（注：湖北省农委经济处：《湖北浠水县望城乡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考察报告》，1953年3月，《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第469页。）经济虽有上升，但车马不够拴一副犁杖的农民，则希望通过合作发展起来，将来买马拴车，实行单干（注：《东北局向中央的综合报告（节录）》，1950年1月，《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3页。）；这类农民渡过难关后，普遍认为互助已没有必要，对互助失去了往日的兴趣：“咱们过去互助是为克服困难，现在困难不大了，互助还有啥用处？”（注：李荧、王守荣：《山西武乡县窑上沟村劳动互助走过的道路》，1953年12月，《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第443页。）没有独立经营能力的贫雇农希望互助，但也有“三怕”：怕“不齐心”，对搞好互助缺乏信心，他们说：“兄弟伙里都要打架分家，七娘八老子在一块还能搞的好！？”怕“不自由”，搞互助“这家出，那家进，连种菜园的时间都没有”；怕别人嫌他“百事没得”，想参加互助又不好“启齿”（注：湖北省农委经济处：《湖北浠水县望城乡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考察报告》，1953年3月，《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第469页。）。农民的上述心理表明，农民“求富”只为“发家”，而对于帮助他人富裕，无论是帮助者还是被帮助者，都心存疑虑，因而对互助合作，普遍持怀疑或消极态度。这种心理显然是不利于推进合作化运动的。
    土改后农民政治心理上的保守性，与他们的发家愿望基本上是一致的，表现为对合作化运动的消极态度，有的农民提出了“还要干革命干什么”的疑问（注：“李四喜现象”曾被视为土改后农民因专心发家而不再热心社会变革的典型。参见龙牧《〈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9月26日。）。但是，农民政治心理的二元倾向在土改前后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土改前，保守是常态，要鼓动农民的政治激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土改后，激进心理不仅在部分农民心理上得到了保留，而且即使已转向保守的农民也比较容易重新激起。其因有三：合作化运动与土地改革相隔时间短暂，农民对其土改时的激进情状记忆犹新；以平等为取向的合作化运动，被一些农民误以为是“二次土改”，“他们经常幻想着再斗争，再分配”（注：《山东忻县地委关于农村阶级分化情况的调查报告》，1952年7月，《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107页。），新的利益推动他们心理转向激进；农民土改中成长起来的阶级意识，是激起农民参与合作化运动激情的催化剂。
    农民的阶级意识是其积极应对农业合作化运动阶级政策的心理基础。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开始就采取不同阶级不同对待的政策。1952年4月，中共中央批示同意陕西省委“不能允许地主参加农民的劳动互助组织”的意见（注：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地主富农能否参加互助组的意见》1952年4月，《经济档案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601页。）；同月又发出《关于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对待富农的政策问题给华东局的复示》，要求将带雇工入社的富农坚决清洗出组出社，并不准富农盗用互助组的名义（注：《经济档案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603页。）；1955年7月又指出：“还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的部分富裕中农暂时不要吸收入社（注：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由于具备了相应的阶级意识，因而农民容易理解上述阶级政策的意义：被排除在互助组或合作社之外的那些人，就是土改时的斗争对象，不入组入社，就是和他们在一起。而乡村干部对此还有一层认识：和地主富农在一起，就是斗争的对象。如浙江省吴兴县善连区在合作化运动前召开斗争富农大会，会上县委富传部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注：吴植椽：《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这样，党和政府制定的阶级政策与农民心中的阶级意识共同作用，催生了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赶车心理”（注：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农民怕不入社与地主富农在一起，不好过日子，甚至痛哭哀求入社，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地参加互助合作运动。
    同样，土改后农民崇拜领袖的意识对合作化运动也起到推动作用。领袖崇拜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自我意识缺乏的社会心理；因而在个人行为方式上，顺从领袖意志，努力实现领袖期望的行为，就成为领袖崇拜的题中之义。“听毛主席的话”就是农民顺从领袖心理的自然流露。农民认为：“毛主席总冒哄过人，这回叫走新道路也冒得错，走就走吧！”（注：唐玉金：《关于自发问题》，《农村工作通讯》1954年第9期。）习仲勋在一篇报告中谈到了这一点：“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这个大发展，又是农民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高度信任的结果。农民听到说是毛主席号召他们组织起来，都积极响应，‘毛主席的话没错’。”（注：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1952年6月，《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第340页。）顺从基本上是一种情绪化的行为方式，缺乏理性的分析和思考，在农民普遍有乏力感和自我意识缺乏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它是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对领袖意志的顺从，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呈现出一种大众积极参与的景象，这种景象反过来又影响到毛泽东的决策，领袖意志与农民的积极性交互作用，成为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股强大动力。
    根据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农民土改后的社会心理，有不利于合作化运动推进的一面，如发家求富及由此强化的单干心理；也有有利于推进合作化运动的一面，如阶级意识、领袖崇拜心理；而农民政治心理的二元性，则同时包含有这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心理力量的较量中，终究是有利的一面战胜了不利的一面。个中缘由，可以从三个角度作出解释。其一，较之阶级意识、激进心理，农民发家求富和保守心理，或许更能反映农民的心理本原，但农民的阶级特性决定了他们是无力依自己的意志去推动历史的。因此，结果是保守让位于激进，发家让位于合作。其二，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国家力量强有力地推动下进行的，在这种力量面前，不利于推进合作化运动的农民心理力量被大大地弱化了，而与之相适应的心理力量则被大大地强化。其三，对于土改后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农民来说，发家和保守心理更多地反映了农民社会心理的传统方面，而阶级意识、激进心理乃至领袖崇拜心理，则明显包含了现代政治文化的因素。后者战胜前者，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逻辑。
    人们常容易简约地理解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认为土地改革就是把田地分给农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则是要农民把分给他的田地交还给国家，进而由“分田”和“交田”的矛盾，得出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是矛盾的、土地改革不利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结论。然而，问题的实质并非如此，正如杜润生所指出的：“土改当然要分配土地，但又不是单纯地分配土地，还要着眼于根本改变农村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注：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4页。）。由此可进一步推论，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分田”与“交田”这种单一的矛盾方面，而是要比这种矛盾丰富得多复杂得多。本文则是从社会心理角度揭示了二者关系的另一方面，并认为，从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角度看，土地改革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