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济会议所提出的裁兵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它得到各军事将领的拥护和各界人士的支持。经济会议裁兵和停止招兵的通电发出后，在全国各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各军事将领和各界人士纷纷致电经济会议或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和支持。蒋介石在致经济会议的电文中声称，“本部早经严令停止招兵矣。”6月23日，蒋介石呈请南京政府设立裁兵委员会，发行军需善后公债；办理裁兵、生产事宜，并自请从第一集团军开始裁减（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一），第598页。）。6月30日，蒋介石致电各省政府和各军事将领，告知已令第一集团军停止招兵，呼吁各方“斟酌情形，转饬所属，一律禁止招兵，以为裁兵之先声，而为建设之开端。”（注：《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31辑，第608页。）阎锡山多次发出通电，认为裁兵为“要中之要，扫除军阀之后，兵当裁减尽人知之无待言。”（注：《中央日报》1928年6月23日。）并表示，对停止招兵及补充兵额“极表赞同”。冯玉祥认为，“裁兵在实行，不在宣传”，他已经着手裁兵准备，将“前委大名镇守使万选才、直南民国军长张宪、直南行政长李国钧一律取消。”（注：《申报》1928年7月8日。）李宗仁则认为，“统一财政，实行预算，主张正大”，但它的实现则以“全国军事能否收束为衡”，因而必须实行裁兵（注：《中央日报》1928年7月8日。）。方振武对于裁兵“夙存此志”，在收复平津后，即已通电辞职，将所部从事导淮、浚运、治河、屯垦工作，同时，待命津南，从事整理，并严令各部停止招募，不准添一兵一卒，“以为将来裁兵之准备。”（注：《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1期。）南京特别市商民协会及总商会称赞经济会议“提纲挈领，以裁兵为充裕经济之源泉，杜绝枭雄之凭藉；以民众参加为裁兵工作，表显民性在和平，是亦海内所喁望而国际之荣光也。”北平总商会孙学仕、冷家骥电称：经济会议各项主张，“本会甚愿一致赞成。”（注：《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1期。）这就为全国裁兵工作的开展造了声势，作了舆论准备。
    其次，它为南京政府所接受，使裁兵成为国民党政府一定时期内的国策。6月30日，南京政府电复蒋介石，设立裁兵委员会“应由军事委员会先行拟具组织条例，呈候核定。至发行军需善后公债，并由财政部妥速计划，以利进行。”（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一），第600页。）表示支持蒋介石的主张。同时，南京政府电令各军将领停止招兵。经济会议结束后，将“提请政府即日裁兵从事建设案”提交随即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全国财政会议接受了经济会议的裁兵方案。1928年8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交了整理军事提案，提出军事最高统帅权属于国民党政府，统一军权，统一编制，设立裁兵委员会，负责全国军队的裁编和对裁余官兵的安置，并提出了对编余官兵的安置办法。二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军事整理问题的决议》，决定将军事委员会的提案和二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仍交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杨树庄六同志，本此主旨，切实规划，由国民政府核定施行。”（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一），第608页。）11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在听取蒋介石军事报告的基础上，作出了裁兵编遣的决议，从而使裁兵编遣作为国策为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
    第三、经济会议揭开了裁兵编遣的序幕，推动了裁兵编遣的开展。经济会议提出的军队数量、军费限制、裁兵方法、步骤、被裁官兵的安置等等，为裁兵编遣确定了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为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和三全大会所接受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即着手裁兵的各项准备工作。7月初，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先后在北平、汤山举行裁兵会议，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和军事意见书。根据北平、汤山会议的基本精神，7月13日，蒋介石发表《军事善后意见书》，7月14日，国民党政府发布《裁兵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7月22日，军事委员会拟订《第一集团军整理委员会条例及编制表》并呈请国民党政府备案。与此同时，国民党各集团军采取积极态度，开始缩编军队，相应裁减了一些老弱病残，按师的编制整理各军。这为全国编遣会议的召开，为大规模的裁兵编遣作了准备。
    第四，经济会议为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财政、统一军权提供了契机，揭开了国民党内部权力之争的序幕。军队的缩编和军权的统一，实与财政的统一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南京政府成立后虽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但这只是名义上的统一，全国军队形成了四个互不统属的集团。由于南京政府建立后国库空虚，无力承担四大集团军的军费开支，各集团军在自己所辖区域内自行征税、截留税款、发行军用票，严重阻碍了政府财政的统一。因此，经济会议提出的裁兵节饷、统一财政，得到了各方面的响应和支持，迫使各集团军将领不得不顺从民意，赞成裁兵。这就为国民党政府统一军权、统一财政提供了契机。7月13日，根据汤山和北平会议精神拟就的军事善后意见书明确提出，整军经武，必须以尊重国家统一为前提，“应在党与政府指挥之下，确定今后之军政计划”，“军政为全国一致之性质，其应划归中央，自无疑义。”在此原则之下，要求全国“军队编制，军官任免，以致军事教育与海军要塞、航空、工厂、被服厂等，宜由中央制定法规，规划实行。至于军需独立之制，尤宜厉行。军人不得擅自截留国税，亦不得私自征收或增加地方税款，在国家税与地方税严格划分以后，国军经费概取给于国家税，由财政部支付，或指定拨发。”（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第167页。）蒋介石就是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拿起裁兵统一这一上方宝剑，开始了他从各集团军领袖和各地方军阀手里收回军权和财权的艰难征程，由此演出了中华民国史上最激烈、最错综复杂的夺权与反夺权的军阀混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