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受西方近代考古学的影响，出于寻找新的认识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的需要，取得了一系列有成绩的收获。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进展与成果，已使中国考古学构筑起自己的体系框架。但是，这种构筑基本上是独立自足的、与外界隔绝的研究活动，其性质是自我封闭的、面向历史的、学院式的，因而在特定意义上说，中国考古学还很不成熟，它具有青春期的种种缺点和弱点。其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自以为是
    60多年前，由于西方文化探险者对我国古文物、古文书的盗窃，以及日本、西方国家劫掠文物的刺激，加之40年代以前中国考古学基本上由外国学者主宰，这都使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挑战。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鉴于广泛地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需要，提出了考古学要民族自主的概念，这在当时国际关系对抗性的历史情况下，是有必要的。新中国从政治上逐步强大后，传统的“华夏中心”和“反求诸己”的文化心理积淀，促使人们不知不觉中把当年对抗性因素保留下来，并演变成一种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外部世界文化的怀疑、警惕的防御性的心理机制，以至成为考古学界的某种集体无意识，打着纠偏“民族虚无主义”和“盲目崇洋”的旗号，实质上拒斥多层次的国际交流，具有了“自以为是”、“自我封闭”的特性。一个最怪诞的现象就是总爱从纵向上和旧中国的考古学比较，从不在横向上和国外考古界的新思想、新方法比较，只知己不知彼，只知古不知今，沉醉在缓慢发展的“黄金时代”礼赞里。
    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要求发展，都不能不对其他的民族文化持开放态度，以激发本学科的创造活力。即以我国考古学的历史而言，正是在夏鼐、陈梦家、裴文中、粱思永等一批考古学者勇敢地“别求新声于异邦”，学习欧美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后，才揭开了源远流长的中国考古学的新篇章。1926年第一次由中国学者自行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也是由国外留学回来的李济主持的，他还培养造就了中国第一批田野工作水平较高的考古学家。同样，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学术知识的传播，考古工作进一步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促进了考古研究的世界化。而我国考古学研究自50年代后，在“左”的政治环境下放弃了面向世界的姿态。现在当我们终于从封闭状态中挣脱出来时，面对着外部世界飞速发展的考古学研究，希望有更多的多元的横向的汲取时，考古研究民族自主就成为带有明显针对性的论题。某些权威认为考古与文物作为历史的见证，是民族的象征，自己考古发掘，不许任何外国学者参加，这是体现了国家的强盛和主权的完整。他们仍然把建国前后的观念加以强化，总认为外国学者都是帝国主义文化盗窃分子。这种闭关自卫所限制的，只是中西方之间正常的学术交流，而对由于文物走私造成的外流与损毁，以及为害甚烈的盗掘古墓却视而不见、管而不灵，将考古研究民族自主赋予了自我封闭的特征。
    我以为，中国考古学要发展，就必须坚持开放，就有必要对近半个世纪来被使用得极为频繁的民族自主这一概念，重新作一次历史的审视，再也不能以形式上的“主权”、“民族化”来自我防御、闭关锁国。与其说这是因噎废食的狭隘民族主义，毋宁说是封建小农意识自我抑制的封闭性效果，因为它的强烈主体意识不是参与世界文化，而是沾沾自喜，自以为是。实际上，各国之间的交流是一种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的关系，中国文明曾对世界的某些影响并不因为开放而丧失。因此，在不背叛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在不唯利是图出卖古迹的情况下，在不带走文物的条件下，一些无法或无人能解释的考古研究问题，可以同外国专家共同分析，可以让外国考古学者到中国联合考察发掘，他们可以在我们的监督下有计划地挑选课题。我们还可以与国际机构和外国考古文物组织进行密切合作，积极学习国外的先进分析，检测手段，重视考古研究的科学化、现代化。我们有必要调整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视角，把中国考古学追求的目标标定在整个人类的高层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