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层次是整理资料。包括建立在田野发掘基础上的记录和遗址遗物的断代，除了类型学的互相对照外，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内，主要是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在剔除错误的基础上尽可能考察和重建清晰的历史图像。这个层次基本上属于客观科学的研究，一些人正是根据这部分工作所含的客观性、历史性特点而拒绝考虑考古学研究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认为它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任务是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最终目的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我认为，历史学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学必须研究历史，但两者在研究方法、利用材料、实物对象上都不相同，因为考古学是根据人类活动遗存的实物来研究没有文字加工修纂的历史，它比主要依赖于文献记载的历史学更接近于人类活动的原状。尤其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学，基本上完全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展示人类童年的心理文化，而历史考古学的断代测定也常常应用自然科学方法。所以，我主张建立考古学的研究历史方法，而不是将历史学方法施用于考古学，并进一步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是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学科，不是考古学依附于历史学，而是两个独立并存的学科。如果说随着时间的延伸，历史文献的价值稍减，那么随着历史的距离，考古的文物价值则日益增值。它们的联系正是两门学科的结合与渗透。
    第二个层次是综合考察。由于考古学是一门兼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独立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上和人类学相一致。象人类学所包含的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等三个分支学科，不仅研究人类群体（民族）的变化规律，还在解释群体之间普遍性与特异性时，研究人类遗传的特点。而考古学专门探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社会文化系统，不论是没有文字记载，或是有文字系统但尚未得到认识，都通过实物遗址来观察重现有关的文化面貌，为人们认识人类变迁史提供一个不可多得的立体画面。例如本世纪60年代以前，考古学热衷于对史前社会的遗址、遗物等进行发掘，探讨其生长过程、相对的使用率和使用地，比较同一地区不同遗物的差异，而“新考古学”则不仅关注史前社会的遗址遗物，并且倍加重视对其文化模式进行理论阐述，更关心文化过程、文化变迁的节奏和方向。一些学者曾引用二分结构的理论对殷商的一些文化现象如亲族组织、政治集团、墓葬分布、甲骨书法及器物饰纹等等，提出殷礼中的“二分现象说”，即凡此文化现象都是二分结构。暂且不论殷礼“二分现象说”是否正确，起码说明考古学与人类学有着广泛的综合性。因而文物古迹发掘整理乃是考古学中最基础的一部分，正如一堆建筑用的石块当不起建筑的名称一样，将这一部分来代表考古学的全部并进而把它依附于历史学，显然是不妥当的。这也造成了中国考古学长期不能产生自己独特的价值，往往是在解释历史时才有意义。许多人皓首穷经却终身未能作出有价值的科学发现，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成熟。
    将考古学与历史学划分开来，不仅改变了考古学研究的纯客观性质，而且越出了我们惯常的历史研究框架。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考古研究，应当是带有研究者自身思想和主观信念的价值判断与现实判断，而绝不是为了获得历史知识所作的“研究文物”。在这样的前提下，考古研究就不仅具有实证的、科学的性质，还具有了精神的、创造的性质。我认为，考古成果如果不是为了认识当代社会发展方向，那就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存在。把考古文物放在人类文化活动的整体背景中考察，那么考古学研究的终端就会打破为历史、为研究而研究的传统格局，用创造性思考赋予死去的历史以活的生命。当然在实际研究中历史与考古总是相互依存的，但它们不是混杂不分，而是相互促进，我们也没有必要使每一个考古工作者都成为文化人类学专家，我们强调的只是使考古研究跳出历史研究的模式。
    缺乏反省
    众所周知，十年动乱对中国各个学科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象考古、文博系统的寺庙、宫殿、园林、古墓、古迹等在“文革”初期遭到惨重摧毁。但考古研究很快找到了生存的缝隙。“文革”中率先被恢复的文化机构是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率先被复刊的文化杂志是《文物》和《考古》，“批林批孔”中大出风头的是西周车马坑展览和曲阜孔府展览，对外宣传“文化成果”是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轶侯夫人女尸。“文革”后期开始有限度地恢复与西方世界文化交流的窗口，又恰恰是“文革”时期的出土文物开其端。这些足以说明，“文革”并未摧毁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反而使它身价倍增，强化了它的保守性、封闭性，直至70年代一度把考古学变为语录公式的注脚，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印证工具。这种负面的驱动力实质上使考古研究以某种怪异形式在中国进行了大宣传和大普及，许多小学程度的工农兵以激昂的政治热情进行着实用主义的考古发掘。对这段历史插曲无论是褒是贬，无论是毛泽东的重视还是考古工作者的努力，都说明考古学并没有作为一个“文革”的重灾区受到或值得人们作出深刻的反省。我认为这样的论述会令人不快，但它不是为了找后帐，而是为了反省一个学科所走过的道路，为我们探讨中国考古学不成熟性提供一把有用的钥匙。
    进入80年代后，各个学科都对自己出现过的“伤痕”进行了冷峻的反省，都发出了被压抑得太久的呐喊，唯独考古学界默不作声，更没有作出深层的反思，这就大大影响了它对自身不足的认识，也大大影响了它与其他学科沟通与变革的愿望。在当今中国的考古与文物杂志上，很难找出几篇有理论深度的要求考古研究变革的文章，这确是值得深思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