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日本公害问题日益明显并威胁到居民的健康，于是，各地兴起了以反对公害为主题的居民运动。日本的居民运动产生后，成为影响地方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居民运动概述
    根据日本学者的观点，居民运动是指一定地域的居民，不分阶级、阶层和职业而组织起来，通过一定形式向自治体或有关企业表达集体意志和施加影响，以确保基本的生存环境并争取实现更好的生活条件。[1]其特点是：一是广泛性。居民运动的主体成员来自于多个阶级、阶层和职业领域。二是地域性。居民运动属地区性运动，其范围在一定的地域之内，运动的对象主要针对自治体。三是组织性与群体性。居民通过一定的组织以群体的方式向自治体施加影响。四是自治性。居民运动是居民参与自治体事务的一种形式，它反映了居民要求自我管理的意愿，是居民自治的过程。五是利益表达性。居民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一定的利益。它是居民对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诉求，要求自治体确认和保障各种基本权利。
    日本学者主要从两个角度对居民运动进行了分类。西尾胜教授根据居民运动的主要焦点和目的，将居民运动分为作为要求型和作为阻止型两类。前者是指居民要求自治体增设公共设施、充实教育和社会福利等的社会运动；后者是指居民对带来环境污染、公害的地区开发行为进行抵抗的社会运动。[2]
    二、居民运动影响地方政治的基本途径
    日本居民运动很少或基本上不采用游行、罢工、暴力等激烈形式，而是采用以下几种比较温和的形式：
    行使直接请求权。这是居民直接参政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直接民主的性质。根据日本《地方自治法》的规定，居民直接请求包括以下内容：提出条例制定、修改、废除的请求；提出对公共事务监查的请求；提出解散自治体议会的请求；提出解除议员、自治体首长及主要职员职务的要求。
    选举运动。日本居民运动组织对自治体议会和首长选举的参与程度很高。在自治体选举中，一些居民运动组织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居民运动组织通过广告、发传单、街头演说会、对朋友及熟人的劝说等，鼓动选民投票支持居民运动的代表者。
    居民投票。根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日本的居民投票分为两种：一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居民投票，即居民作为决策者参加投票。如关于解除首长职务的投票，对国会制定的仅适用于某一自治体特别法的投票，这些投票的结果都具有法律效力。另一种是居民对自治体某一政策进行的投票，这种投票没有法律效力，被称为“咨询性居民投票”。但是，如果首长无视大多数居民的意见，将可能失去居民的支持。因此，居民投票的结果对首长的决策有很大影响。例如，1996年8月4日，卷町关于核电建设问题实施了居民投票，60.86%的投票者对核电建设说了“不”。基于投票结果，卷町町长决定，不建立核电站。
    集团诉讼。集团诉讼是集团中的一个或数人，为了全体成员的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当自治体或企业的行为侵害群体利益时，居民运动组织通常以集团诉讼的形式要求自治体或企业赔偿损失和纠正不当行为，以维护群体利益。在众多的居民集团诉讼中，很多属公害诉讼，而其中的四大公害诉讼影响最大。1967年至1973年日本的四大公害诉讼（熊本水俣病、新泻水俣病、四日市喘哮、富山骨痛病）均以承认居民的环境权利、原告（居民）胜诉告终。公害诉讼通过法院的判决对自治体的政策和行为产生很大影响，它以“法官立法”的形式确认和支持了居民的环境权利，鼓舞居民用司法手段来寻求权利救济，促使自治体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和投入。在四大公害诉讼的影响下，公害诉讼在各地此起彼伏，一些自治体相继制定《公害防止条例》，从制度和决策机制层面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市民行政监察专员”活动。作为公共职位，行政监察专员（Ombudsman）是根据法律所设立，独立于行政机关、负责监察行政行为的专门人员，其接受和调查公民对行政人员的控告，对有过失但未必违法的行政行为进行裁决。在日本，只有川崎市、冲绳县等少数自治体建立了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为了加强对自治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参照行政监察专员制度，许多地方由居民成立了民间性的“市民行政监察专员”。该组织通常有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参加。他们通过要求公开政务信息、对自治体财务进行查帐等方式对自治体进行监督。
    请愿、陈情和制造社会舆论。请愿、陈情是指居民运动组织直接向议会、行政机关反映情况、陈述意见，要求公共机关采取或不采取某些政策、措施，以使公共行为能符合居民的意愿。另外，居民运动组织还经常通过募集签名和利用各种传媒制造舆论，扩大社会影响，争取更多居民的支持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