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治史者应具有多元化的知识结构。
    治史者作为研究主体，实现超越必须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知识准备。历史研究就思维活动方式来说是三级思维过程。研究主体凭借中介物质--史料去认识客体，认识无比丰富的世界和相当久远的时间。因为研究客体即历史过程就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来说都有巨大跨度，从广义上看甚至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是“唯一的科学”，即使仅考虑人类史，也涉及到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科学。另一方面，作为中介物质的历史资料，只能是被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正如房龙所说：“历史除了个别情况外，是不论述普通人的精神历险的”（13），故无论多么丰富的历史资料，也不可能完全“复原”历史。面对这种局面，史学不能仅凭掌握的部分资料，套用一些概念和公式，运用线性因果论的原理说明、解释甚至预测，而应当运用高级的思维逻辑能力进行充分的分析。可是，只具备传统史学的史料学、目录学、版本学、年代学等方面的基本功已经无法充分实现史学的主体性和超越性了。作为治史者，在思维方式上应该进一步革新，充分进行创造性思维。为此应当关心当代科学的新成就，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定量分析等新方法中吸收有用的部分；治史者应提高自己的思维逻辑能力，加大思维进程的跨度，为此必须认真向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学科靠拢，努力使自己的思维活动理论化、科学化；治史者还应懂得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的一般知识，能够使自己正确把握科学发展的趋势。应当承认，传统史学要求治史者具备的知识结构是单一的和片断的，重实用而轻理性。这种知识结构同政治化史学或考据性史学相适应，形成互为因果的循环。必须打破原有的知识结构，加入新的知识后重新组合，才能摆脱思想贫乏的困境。如前所述，不同层次的史学功能的超越性的实现，应当从各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中汲取营养，在各学科的互相影响、渗透中会产生有创造性的真知灼见。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布鲁戴尔主张应把历史学放到其他人文科学中去，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其核心是渗透和结合。布鲁戴尔本人熔地理、经济、社会、文化为一炉，用“总体历史”观写成的《地中海及十六世纪地中海经济》被誉为巨型历史传记，其本人甚至在西方有历史学界“教皇”之称。由此可见，多元化的知识结构会引起史学研究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导致主体意识超越性的实现。
    第三，治史者应摆脱低境界的功利需求的干扰。
    史学工作者在对历史资料有了深刻了解并具有了追求真理的义无反顾的勇气后，还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充分的思辨能力和创造能力才能被自己的精神主动性所主宰，去追求前人尚未到达的目标，即认识的彼岸。对于治史者来说，追求上述目标一要进行长期的扎实的理论准备和知识准备，花费相当代价；二要冒背叛传统观念和否定自己固有认识的“危险”。因此，超越在某种意义上是治史者在主体意识指导下的献身。治史者不应把研究工作仅仅当作谋生的职业，否则就会陷入现实生活繁琐利益之中难以自拔；治史者也不应把研究成果的实现仅仅作为寻找在社会上立命安身的稳固位置的手段；治史者当然也不应单纯地追求名望和尊严，而应将他的研究工作同人类社会发展的崇高目标联系在一起。当治史者真正摆脱低境界的功利需求，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的时候，史学研究就会进入真正广阔的高层领域，史学的价值就会充分地体现出来。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②B·克罗齐：《历史的理论与实践》，转引自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
    ④顾炎武：《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日知录》，卷26。
    ⑤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⑥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⑦郑樵：《通志·总序》。
    ⑧李大钊：《史学要论》。
    ⑨《中国新史学》，转引自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⑩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转引自《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1）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1页。
    （12）《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13）房龙：《宽容》，中译本，三联书店，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