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翦伯赞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时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历史学家司马迁。”①诚然，司马迁采经摭传，涉猎广博，充分汲取了先秦以来所有史传著作的优长，熔铸而为包宇古往今来上下四方的纪传体通史。《史记》这部不朽巨著，时贯古今，纵串上下数千载；事系万端，横及各国、各阶层。以系统化、立体化的形态，活生生地再现了“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社会历史风貌的各个层面。②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司马迁头一个自觉地创建了中国历史学体系，头一个写出了有系统的历史巨著，从而确立了中国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巩固地位。由于《史记》是司马迁建立中国历史学体系的载体和产物，所以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司马迁的《史记》实现了开中国纪传体通史之先河这一具体事实本身，也就是体现了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主体性。
    从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理解的主体性，即文化主体意识。它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文化程度、文化传播综合制约的主体性。凡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就大体完成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历史整合，形成了主导性的社会价值体系。统治者通过文化设施和习惯势力诱导或强制每个社会成员接受主导性社会价值体系。每个社会成员终身都面临着文化意识历史整合的课题。富于良知的人则往往超越主导性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制约，能统摄该社会的全部文化因素，通过自觉选择，在清醒状态下实现自我文化意识的历史整合，找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契合点。他们的文化意识便具有真正主体的独立的性质。
    同一切坚持理想、热爱正义事业的文化巨人一样，司马迁统摄了西汉前期的全部文化因素，超越了当时主导性的社会价值体系在自己的理性良知支配下，清醒地完成了自我文化意识的历史整合。大凡《史记》中著录的史事，司马迁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然而，囿于家天下的封建正统思想，班固一方面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博极群书的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另一面又说了司马迁许多的不是。尤以“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一句最厉害。此后，震于班氏巨著，以致汉晋名家多难知重视《史记》伟大的文化价值。刘宋时的裴骃作《史记解集》，唐人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和张守节作《史记正义》这三家注也大抵一循“良史”、“实录”、“是非颇谬于圣人”的观点。连北宋大文豪苏轼、黄庭坚都还只称美《汉书》，而不称《史记》。南宋人吕祖谦（字伯恭）激赏《史记》“高气绝识，包举广而兴寄深，后之为史者，殊未易窥其涯涘也。固特因迁之规模而足成之耳”。③朱喜便冷嘲热讽道：“司马子长动以孔子为证，不知是见得，亦且是如此说，所以伯恭每发明得非细，只恐子长不敢承领耳。”④这里用得着陈涉的一句叹辞：“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司马氏乃颛顼时重黎之后，唐、虞、夏、商以来典天官事，先人为周室太史，父亦为太史公，祖祖辈辈负有论载历史的使命。司马迁幼年耕牧河山之阳，十岁随父到长安诵古文，二十岁即游江、淮流域、二十五岁抚巴、蜀、滇西南夷，（从李长之之说）先后多次扈驾巡行、塞河、祭祀、封禅，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司马迁抚西南夷归来，风尘仆仆赶到正扈驾去秦山封禅而中途病倒在洛阳的父亲面前时，父亲已届弥留时刻，拉着爱子的手，流着泪嘱咐司马迁，若得权位就要学周公显功业，扬名声，以续先祖；若不遇于时，就应当效法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以拨乱反正。“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这正是司马迁后来忍死著书的动力所在。
    一个有志向、有能力施政、理国、济民的命世之才，不能用于当时，退而著书，希望生效于后世，心中已经是极痛苦的。可是，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动手撰写《太史公书》（后汉末年始称《史记》）七年以后，司马迁竟遭李陵之祸。“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李陵既降，颓其家声；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⑤他痛恨美恶难分的世态，概叹生之不辰，不甘心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决心“将逮死而长勤”。⑥
    了解司马迁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悲剧以后，再读《史记》，我们就会发生许多篇章都有李陵案的影子，显露出司马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经历的心灵历程。
    例如，作《五帝本纪》首始黄帝，是由于“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⑦这与以天下为私产，以一己的好恶论是非功过，对臣民刻薄寡恩的刘汉王朝，形成鲜明对照。
    尤为明显的是，写李广，缀上李蔡得封，令人为劳苦功高而难封候的飞将军伤怀；写屈原、贾谊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就为之痛哭流涕；写伯夷积仁洁行而饿死，颜渊好学而早夭……无不倾注着太史公自己的辛酸苦楚。至于《货殖列传》中引谚语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游侠列传》中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其中蕴藏着司马迁多小含辱忍垢的悲伤愤激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