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说：“从来的史书没有象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境，有他自己的感情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所以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书，而且是司马迁自己的一部绝好传记。”⑧这话与鲁迅所说的《史记》“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意思相同。余者如葛洪、韩愈、秦观、沈括、茅坤、李贽、章学诚等皆可谓能知司马迁之心的人，明清以来诸名家大多能理解作者表现在《史记》百三十篇中关于各方面问题的主体意识。例如葛洪说：“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⑨。茅坤说：“（司马迁）然于六艺百家之书，无所不读，独能抽其隽而得其解。故于三皇五帝邈矣，次夏商以来，治乱兴亡，因革损益之大，王候将相功罪名实之征，律历天官封禅平准之变，谗言冶色乱臣贼子之详……孔氏没而上下二千年来，此其风骚之极者已。”⑩支持司马迁独立的文化主体意识最勇猛的要算李贽，他认为班固对司马迁的讥刺，“不知适足以彰迁之不朽而己。使迁而不残陋，不疏略，不轻信，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则兹史固不待作也。迂、固之悬绝，正在于此。……夫按圣高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窥也欤”（11）。
    司马迁治史的方法，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哀，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天人之际，承敝通变”（12）。
    他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认为时有迁移，物有变化，任何时代都有变渐、终始，说“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又说：“臣弑君，子弑父，非一代一夕之故也，其渐之矣。”（13）还说：夏之政忠。忠之弊，小人以鬼，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野，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以上诸例，足见《史记》的文化主体意识极强，并旨在拾取古代帝王治国、理民、施政、行事的缺漏，希望后来的帝王法天则地，大公无私，系心于国家、社会与百姓众生。
    司马迁虽然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并不是一味盯着过去，尤其于人方面的百官万物，与夫吉凶进退之宜，往往着眼于“思来者”。所以司马迁幸福和痛苦的根子深深扎在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史记》中这种文化意识的主体性，决非随意的自我表现，而是作者怀着严肃的使命感，在现实社会生活激流中翻涌出来过的种种心态历程。它是被客观环境的种种压力压出来的。是一种对于合理的行为方式与符合目的价值尺度的探索愿望。在《史记》写作过程里始终贯穿着司马迁“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主观能动性，触汇着他对社会发展趋势和人生意义的解悟。
    《史记》不少篇章，寄寓着司马迁的人生追求；《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悲士遇赋》等篇，则是司马迁对自己生活悲剧的回顾；而《管晏列传》似乎为他对自己生活悲剧的反思，较之《史记》其他篇章，其文化意识的主体性尤为鲜明。
    《管晏列传》寄托着人民的理想、信念和正义要求。蕴藉着司马迁可为智者道，难为俗者言的心曲，积淀着中国知识份子在忧患苦楚中探索人生的认识成果。是司马迁献给炎黄子孙的一首命运交响曲。
    《管晏列传》的内容和构思，作者完全是在借管、晏轶事，发挥自己对世事、对人生的见解。
    管传开宗就说“鲍叔知其贤”，但俗人却看到集贪、愚、不肖、怯、无耻于管仲一身。鲍叔把管仲扶上相位以后，还带头树立他的威信。司马迁说李陵有国士之风，也可算“知其贤”吧，汉武帝却疑迁“阻贰”，就将他下大牢，竟无人救助，致受腐刑。直面这美恶难分的炎凉世态，司马迁情不自禁地在叙述管仲身世的时候，却写了，则鲍叔传、多么羡慕他们明于知人、择友啊！对全面治理多难之余的齐国，管仲早已成竹在胸，他以“同俗”、“顺民心”为施政纲领，根据区区之齐在海滨的自然条件开发渔盐之利，通货积财，把全国的经济活动都纳入了为富国强兵服务的轨道。他的政令顺乎时势，辨于地利，洽于民情，明智以极。他辅佐齐桓公力敌群雄，善于判明轻重缓急，权衡利害得失，因势利导，使矛盾朝着有利于齐国的方向转化，终于取得霸主地位。许多事都表现了管仲对齐桓公极大的理解和驾驭天下大势的卓越才能，使齐桓公亲近他，依靠他。不象司马迁误将枭雄当圣主，自讨苦吃。
    晏子所事灵公，庄公、景公皆庸主。他没有充分发挥政治才能的客观条件，但是，他严于律己，无懈可击，无瑕衅可因，凭着节俭力行受到齐国人民普通尊重。他遇事总经过深思熟虑，做出正确抉择以后才表态。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他都进退维谷却能游刃有余。经历了灵、庄、景三世的种种变故，他依旧安立于朝，名显天下。高居相位的晏子以囚犯越石父为知己，以己以的车夫为贤才，自然要触动身残处秽的司马迁的孤愤情怀，所以将晏子的“力行”具体化为两则妙趣横生的轶事，实乃作者真情注于笔端凝成的神品。
    篇末直书：“假令晏子而在，余为之执鞭，亦忻慕焉。”自然是敬仰晏子，也是活用孔子的“富贵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话倾注着作者对先贤的向往，也浸濡着作者控诉当国存不恤国事，摧残贤才的血泪。还表明作者对管、晏的评价不等，因为管仲是至死未荐一贤才的。
    自来论《管晏列传》，认为前以知己论管仲，后以知己论晏子，通篇以知己命意。确实，以管鲍之交叙管仲身世，说明得君心、在上位者应以蓄士、知贤报国；才怀随和之士应明于择友，秉要执本。述管、晏功业，说明欲酬壮志，须事君有道，为政有方。述晏子节俭力行，礼贤下士，说明当国者应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忧国以搜揽人才为先。处处围绕一个“知”字，将作者对人际、世事的探索成果都熔铸在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