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期，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在与计量史学家激烈的争论中曾断言：“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我的回答是，所有重要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正是由于它们不能用计量的方法来回答”。①然而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却一致认为，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学界所发生的三个最有影响的变化即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法国年鉴学派以及计量史学的兴起。几十年来，计量史学（也称历史计量学派）从欧洲到美国，从苏联到拉美，逐渐形成了一个历史学最大的学派。特别是进入6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大大加速了计量史学研究的进程。计量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参与计量史学研究或应用计量方法的历史学家日益增多，有关计量史学的专业刊物大量涌现，运用计量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的论文及专著更是层出不穷。在欧美许多高等院校的历史系里，计量史学方法论已成为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的必修课。今天，一位专业历史学家，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有关计量史学方面的基本知识，那么他不仅无法与从事计量研究的同行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甚至不能理解，也就谈不上利用这些同行们的日益丰富的研究成果了，这无疑是个巨大的缺陷。近年来，国外一些历史学家已开始讨论在历史学界进行计量史学方法及应用电子计算机的再培训问题。②然而，计量史学在中国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领域。本文试图通过对计量史学兴起的历史因素、发展过程、应用方法等问题的评述，使国内读者对国外计量史学有个大概的了解。
    一
    严格说来，“计量史学”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概念，有人认为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也有人认为是近几十年才兴起的一个史学流派，还有人认为不过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趋势。无论哪种认识都基于这样的观点：计量史学的最大特征即是侧重于对历史资料的定量分析，而不是传统史学中的定性分析。同样，“计量史学家”也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一般是对那些运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现象的研究者的统称。事实上，从目前国外计量史学家的构成上看，“纯粹”的历史学家所占的比重不超过50％，计量史学大部分研究工作是由那些具有双重身份的社会科学家（历史社会学家、历史人口学家、经济史学家等）完成的。
    一般在谈到计量史学时，仅仅把它看成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这种认识或多或少也来自于计量史学本身。大多数自称为计量史学家的学者都对历史哲学，特别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思辩的历史哲学采取视若不见的漠然态度。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从事计量史学研究的历史学家远非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计量史学研究并不要求遵循着某一特定的历史哲学。事实上，计量史学在其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与传统历史认识论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在历史研究的对象、范畴，以及对历史过程的理解等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上保持着自己的鲜明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计量史学正是在历史认识论上对以历史主义为主要特点的传统史学的反叛过程中形成的。
    我们很难象其他学术流派那样举出计量史学的创始人，计量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多种因素经过几十年合成的产物，这里我只谈两个主要因素：法国年鉴学派和社会科学方法论。
    进入20世纪以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及一系列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索人类社会及人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一切动摇着根植于历史学家头脑深处的传统历史认识论。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社会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历史的一般过程，以及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等观念，通过种种渠道对各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方面法国的年鉴学派起到了一种非常积极的媒介作用。而这些观念恰恰为将计量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构成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29年，M.布洛赫和L.费弗尔创办《经济和社会史年鉴》。试图用以经济和社会史为重点的新史学去打破传统历史研究中以事件及个人为中心的政治史的统治局面。他们认为，所谓经济和社会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整个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新史学在历史研究对象方面的转变使得人类历史活动的一切内容都处于历史学研究的视野之中，而人类的一切创造物都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资料。当他们把目光转向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人民大众，并企图从这些“小人物”的身上寻求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因时，新史学家发现可资借鉴的现成材料寥寥无几，更无现成的研究方法可循，因而必须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为了概括说明这些占人口大多数人民的真实情况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面对大量而零散的历史资料，新史学家似乎只能采取以“大数定理”为基础的统计方法——从浩瀚的历史文献中统计归纳出能够真实反映历史状况的数据，从而进行分析，期望以此来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年鉴学派所着重探讨的“长时段”及结构的历史等问题同样也导致了方法上趋于计量化。“关注事态（Conjunctures）的历史学家必须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事态的历史学本质上是‘数学化的历史学’，即记载着人口变化，生产和价格运动以及各种类似的曲线和图表的历史学，这种历史学只有用数字才能说明白”。①从理论上讲，年鉴学派所持有的历史观及方法论并不必然要求计量分析，但如果历史学家按年鉴派的思路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大量的数据资料和统计打交道，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把计量化作为澄清自己的思想，阐述自己的观点，概括自己的结论的主要方法之一。年鉴学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重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联系。F·布罗代尔指出，“很久以来， 我们注视着这些相邻科学的经验和研究，因为我们认识到，与它们取得联系或走它们的道路能使历史学耳目一新”。②它反映了年鉴学派对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他们不遗余力地将社会科学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以提高历史学家认识、解释历史的能力所作出的努力终于为广大历史学家所承认。由于这些努力，历史学终于开始进入社会科学计量化研究方法的主流之中。简而言之，年鉴学派在历史认识方法论上为历史计量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至20世纪上半叶，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涌现出一批富有成果的创新人物。如社会学中的M.韦伯（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官僚政治、文化，1900—1921）；J.L.莫雷诺（社会计量学与社会图解学，1915）；R.K.默顿（知识和科学社会学，1936）；R.林德（社区研究，1929）；R.帕克（生态系统理论，1929）；S.斯陶弗与P.拉扎斯菲尔德（与社会理论有关的多变量分析，1944）；T.帕森斯（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1932）。经济学中的V.帕累托（社会不平等理论与计量，1900）；S.库兹涅茨（国民收入计算，1933）；J.廷伯根（计量经济学，1935）； L.克莱因（经济系统的计算机模拟，1947—1960）；W.列昂节夫（投入——产出分析，1936）。人类学的B.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人类学）；R.本尼迪克特及M.米德（文化与个性，1930）；C.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1949）。政治学的B.韦伯（渐进的社会变革，1900—1938）；L.F.里查顿（战争的定量研究，1921）；C.梅里安（定量政治科学和基本理论，1925）；H.拉斯韦尔（内容分析，1938）；K.多伊奇（民族主义和一体化的定量模型，1942）。心理学的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1900—1925）；G.盖洛普（态度调查和民意测验，1936）。统计数学中的K.皮尔逊（相关分析与社会理论，1900—1948）；J.冯·诺伊曼（对策论，1928）；L.瑟斯顿（因素分析，1926）；M.汉森（社会研究中大规模取样，1935）；A.沃尔德（统计决策理论，1939）；P.M.S布莱克特和P.英尔斯等人（运筹学与系统分析，1941）；C.香农及N.维纳（信息论，控制论和反馈系统，1944）。哲学中的B.罗素（逻辑与数学的统一，1905—1914）；P.W.布里奇曼（操作定义，1927）；L.V.贝培朗基和N.拉舍夫斯基（一般系统分析，1936）等等。总之，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大多数属于统计数学方法的创新或由定量分析推导出来的理论。③历史学家对这些成就及发展趋势不可能无动于衷，它们不仅提高了人们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能力，而且很自然地向历史学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显示这些变化过程的历史记录如何呢。当然，这里所要求的历史记录是能够与上述社会科学所应用的计量方法所得出的结论相对应的精确数据，而不是传统史学中充满想象的描述。这显然不是一个传统史学所能解决的问题，历史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历史学家在思考并试图解答这些问题的同时，社会科学的新概念及各式各样的计量研究方法也就自然而然地渗入到历史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