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韦饮酖、窃葬以及秦王逐、迁文信候舍人等均发生在十二年秋以前。《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十二年，文信候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毒、不韦者，籍其门视此。秋，复嫪毒舍人迁蜀者。”据此可知“饮酖”“窃葬”及逐、迁不韦舍人均在复归嫪毒舍人之前，亦即十二年秋以前。所以从“赐书”至“逐迁”这一过程只有短短数月，是年适逢大旱，在当时交通条件下，山高水险，千里迢迢，若吕氏徙至蜀地，饮酖自尽后再运回洛阳埋葬，秦王闻讯后再从咸阳下令逐迁不韦舍人，时间这样短促实无可能。在这期间要完成《八览》《六论》约九万字的著作更是不可能了。
    2.不韦舍人何时去蜀
    从以上所引《秦始皇本纪》还可证实，不韦生前其舍人并未迁蜀。秦王下令逐迁是在文信候饮酖窃葬以后。这样，陈文所说：“迁蜀之后，更令宾客完成《八览》与《六论》”“吕不韦与众不同，他是令门客‘人人著所闻’集论而成的书……据此，《八览》《六论》在迁蜀后不久编成是很有可能的。”显然与史实不合。不韦生前，其舍人既未逐迁，就不会有人去蜀集论成书。待其死后，门客中三晋之人皆已逐出秦地，秦人虽被迁至房陵，但此时文信候已长眠于北芒，决不会再令门客人人著所闻，因而“迁蜀之后，更令宾客完成《八览》与《六论》”是不可能的。
    四、我对“不韦迁蜀，世传吕览”的理解
    陈文说：“迁蜀之后，更令宾客完成《八览》与《六论》，所以司马迁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是陈先生力主迁蜀著书说的出发点，所引太史公的这句话也是古今学者在《吕览》成书时间问题上引起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太史公此说如何理解。“史记中许多论述，它的意境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常常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要真正理解它的原意，这就要做到全文贯通，把论语和所记载的事实结合起来。”⑤为此，我们有必要再读读原文并核对一下事实。按“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见自《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此段原文是：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安书》）
    太史公以所举倜傥之士以自励，此段文字的本意是在抒发刑余感慨之情，表述愤而著书之意，主旨不在考订史实。若要引证，应对照有关列传、本纪，并以传、纪所载为主。如不韦、韩非两例史实，本传均有明确记载。《吕不韦传》记述《吕氏春秋》（包括《览》《论》《纪》）书成后布之咸阳市门时在文信候罢相之前。《老子韩非列传》记述韩非作《说难》《孤愤》等书是在入秦以前，秦王因见其书而思见其人。对照吕、韩本传所载史实，就不致误解原意。细观此文所举各例，用词很有区别。如左丘、孙子等例，行文中表明蒙难和著书有因果、先后关系。而不韦、韩非两例则没有使用表示蒙难和著书间因果、先后关系的词汇。我认为世传的传，是传布、流传之意。古代有些著作往往书成多年才流传于世，非必和成书同时。如《史记》就是在司马迁逝世以后才逐渐为世人传颂的。《老子韩非列传》中说过：“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所以《说难》《孤愤》也是传世之作之意。明方孝孺将“世传”解为“乃作”（《逊志斋集读吕氏春秋》）既不符词义又不合史实。因此“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并非如陈文所说“迁蜀之后，更令宾客完成《八览》与《六论》”，而是说不韦遭到贬谪，但有著作传世而名不摩灭。陈文既称‘《史记》为实录。其所记载，当有所根据。”则《史记·吕不韦传》所载不韦罢相谪迁以前《八览》《六论》《十二纪》都早已布之咸阳市门，这一史实陈先生谅亦不会轻易否定吧！
    五、我对成书时间的看法
    《吕氏春秋·序意》篇所述“维秦八年，岁在涒滩”是作者自述，与《史记·吕不韦传》互相印证，两者时间相符，可以相信，应该依之为据。汉高诱所注维秦八年为秦始皇即位之八年和先秦时史家纪年、星岁纪年均相合，与现代专家考订结果也一致，所以高注是正确的。故《吕氏春秋》（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成于秦王（嬴政）八年，即公元前239年。
    注释：
    ①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九年第五期。转载于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初版第一八八五页。
    ②④刘坦：《中国古代星岁纪年》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版第一八八页。
    ③章鸿剑：《中国古历析疑》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六月版第八一页。
    ④陈可青：《关于史记的整理和研究》刊于《司马迁研究新论》北师大史学所编第三七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