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86年聚集天津南开大学的中国史学家们正式揭橥“社会史”研究的旗帜时，人们还未曾真正从一个学科的理论高度去评判它的历史走向及其命运。史学家们最真切的感受是，在普遍的“史学危机”的感叹中，“开展社会史研究则是开创史学研究新局面的一条重要途径”（宋德金《开拓研究领域促进史学繁荣》，《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走出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禁锢的樊笼，在对以往历史学研究历史的反思中，史学家们发现原本属于历史的内容却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因而，“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评论员文章）这一极具“新时期”史学时代特征的口号，便成为史学家们开创社会史研究的共同起点。1986年应该说是新中国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性年代：极富特色的社会史研究的勃兴与先此兴起的文化史研究，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主潮，被一些学者誉之为“史学奋飞的双翼”（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从1986年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开始，两年一次旨在引导全国社会史研究方向和检阅社会史研究成果的“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围绕着不同的社会史主题，已经召开了五届，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颇为可观。因而，近几十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历程及其学术成果，理所当然地也成为许多密切关注社会史学学科地位和它的未来走向的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在我们面对一个跨世纪历史学发展趋向的根本性课题时。
    一
    无论学术界对于社会史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持多么不同的看法，也不论史学家们对社会史的内涵作出多少相近或相反的界定，但有一个最基本的评价却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近十年走出低谷的史学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史”旗帜下获得的。人们稍加留意即可发现，近年来的史学研究成果比较集中于社会史研究方面，且不说译介的许多国外社会史研究著作，单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史丛书”、“中国社会史丛书”和“中国社会史文库”就近40部。据不完全统计，从1986年到1990年出版的社会史著作就达一百三十多部（见吴吉远、赵东亮《中国社会史主要书目和论文》，《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有关社会史研究论文更是空前繁盛且引人注目。因而，即使是想从学科地位上根本否定社会史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社会史研究虽然被学科化努力所羁绊，但它带给史学工作者的欣喜和取得的成就依然彰明显著”。它显示了“史学这一古老学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常宗虎《社会史浅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对于“新时期”史学发展发生深刻影响而且具有久远启示作用的，大概还不是或主要不是体现为社会史具体研究成果的多与少，而在于它开启了一个具有新时代意义的历史趋向。社会史给人们展示了一个十分宽广的历史视野，许多过去被认为无足轻重、排斥于历史研究领域之外的内容，都在社会史的意义上获得了重新估量的研究价值。举凡服饰、饮食、生育、婚姻风俗、宗教信仰、乡土习俗、家庭宗族、社会心理、妇女儿童等等，都聚焦在社会史的镜面下，成为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最持久不衰的研究课题。正是在视野开阔、领域拓宽的过程中，它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面貌促进了历史学的改革与创新，“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述格局，……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改变史学以往那种苍白干瘪的形象，使之更加充实和完善”（田居俭《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社会史引发的理论方法的创新，更加令人瞩目。社会史具有涵盖面宽、内容层次多的特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对此显得无能为力，因而充分借鉴当代社会科学新方法，与其它学科的相互平等交流，成为社会史学最显著的一个特征。诸如计量史学、心态史学、想象史学、比较史学、家庭组合法、社会测量法等新方法，大跨步地渗入历史学，导致了当代史学在理论方法上的革新。正是由于社会史研究内容和理论方法上的创新，标示了新中国史学时代性的转折，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史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首先作为传统史学的叛逆角色出现在学术舞台上”（王家范《中国社会史学科刍议》，《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有人甚至干脆称之为“新史学”。
    如果不是纠缠于一些具体课题的学术评价，而是从更为宏阔的时代与学术的相互作用上去透析社会史兴起的背景及其意义，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既是当代社会对于历史学发展的一种时代呼唤，也是史学对这一时代要求的自觉回应。历史学领域内的这一巨大变化的最重要的趋向，就是史学研究内容开始走向社会。当史学家们肩负着努力超越传统史学模式和摆脱“史学危机”的双重使命，在开辟社会史这一新领域时，都有着一种历史自觉：以整个社会作为研究的基点。由此，它促使历史学在研究内容上发生了令人瞩目的三大转折：
    第一，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传统史学所关注的大多是历史舞台上的精英，虽然新中国的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学者们大都接受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但在即使以农民战争为主线的史著中，也仍然是以农民起义英雄、领袖为中心，而对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大众--农民，却并无研究。社会史却倡导研究普通人的历史，试图通过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探讨揭示出“英雄”们借以出演的历史正剧的社会内容，从而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历史运动的必然规律和基本趋向。因此，许多与社会普通人相关的内容如贱民、娼妓、太监、游民、流民、乞丐、妇女、秘密社会，都成为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课题。这同20世纪上半期西方社会史研究向黑人、妇女、儿童、工人转向的历史趋势如出一辙。社会史导致的研究对象的日趋“下层化”或“大众化”，是它的时代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