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为西汉前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这是两千年来学者们的一致看法。认真研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并考察司马谈在元光以后的行事，我认为司马谈在后期完成了由道而儒的思想转变。讲清这一转变，对理解《史记》主导思想倾向将有极大的帮助。
    确定《论六家要指》的写作年代，对我们认识司马谈的思想转变至关重要。《自序》对司马谈的学术渊源和《论六家要指》的写作背景有扼要的介绍：“太史公学天官天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闵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建元、元封都是汉武帝的年号，建元元年为公元前140年，元封元年在公元前110年，起迄凡30年。那么，《论六家要指》究竟写于何时呢？
    要确定《论六家要指》的写作年代，就要弄清西汉前期至建元前后的政治学术斗争情形。自孝惠二年（公元前193年）至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汉家一直以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至汉武帝即位之初（公元前140年），围绕着尊黄、老还是尊儒而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引发这场激烈斗争的导火线是战国秦汉之际儒生方士所鼓吹的受命改制问题。儒生方士们认为天人宇宙按五德或三统的模式循环运行①，每一个朝代都会得到五德中的一德或三统中的一统，易姓受命而王，应该改正朔、易服色、变度制易官名、封禅、制礼作乐，即要建立一套新的统治制度，与前代王朝区别开来。这一改制学说在秦汉之际影响甚巨，秦始皇以法为治，而且在位时间只有11年，但他却按照改制理论确立了秦王朝的水德制度。汉高祖、吕后统治时期因为忙于安定天下，未暇顾及改制，所以沿袭秦王朝的正朔服色。最先提出汉家改制问题的是汉初名臣贾谊，他按照五行相胜的模式为汉家草拟了一套土德制度，但这次改制因为周勃、灌婴等权臣阻挠而搁浅。其后鲁人公孙臣又上书说汉得土德，这次改制企图又因新垣平献玉杯弄巧成拙而再次流产。景帝时期因有吴楚七国之乱而无人提及改制。从汉家建国到汉武帝即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汉家积蓄了巨大的经济实力，加上政治相对稳定，一种恢宏磅礴元气淋漓的汉家盛世气象正在形成，在汉人面前，仿佛已经出现理想中的王道政治的曙光。那些鼓吹受命改制的儒生方士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他们迫切希望汉家着手进行改制大业。《史记·封禅书》载：“（建元）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义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汉武帝又是一位极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儒生方士所鼓吹的天降祥瑞、四海升平、万方朝贡以及封禅成仙的改制情景，对他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他希望自己成为黄帝、禹、汤、周文一流的千古英主，因此他将受命改制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目标。要改制，就要寻求理论依据。因此汉武帝即位伊始，就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黄、老学派不能提供受命改制的理论，于是汉武帝不得不转向高举古代文化旗帜，以弘扬王道为己任的儒家。建元元年，准丞相卫绾所奏，以“乱国政”的罪名，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随后又议立明堂。《史记·封禅书》载：“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由于改制牵涉到许多具体的繁文缛节，绾、臧等人对此也不甚了了，因惑之余，他们向汉武帝推荐了他们的老师申公，《史记·儒林列传》载：“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这位八十多岁的宿儒由于把不准时代的脉搏，以为朝廷仍尊黄老，所以采取了符合道家精神的回答方式，结果令汉武帝君臣啼笑皆非，以至引起了一场流血斗争。《汉书·武帝纪》载：“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史记·封禅书》亦载：“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赵绾、王臧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不过改制并未停止。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次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于是放手从事改制事业，并继续寻求理论指导。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提出孔子在《春秋》中制定了一王之法，等待后世圣王将它付诸实施。这个学说适应了现实政治的需要，汉武帝因此确立以春秋公羊学为汉家改制理论。由于儒家说孔子删述六经，因而连带尊儒家六经，儒学由此取代黄老而登上统治思想的宝座。
    本文认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写于建元之间，其下限时间不会超过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应在窦太后去世之前。它的写作是以窦太后与赵绾、王臧的政治学术斗争作为直接背景。《自序》所说的“闵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应该是针对赵绾、王臧请其师申公议立明堂而言。《论六家要指》认为阴阳、儒、墨、名、法互有短长，而独全面肯定道家，这表明司马谈在这场斗争中基本上站在窦太后一边。但从司马谈引《易大传》天下一致百虑、殊途同归之语以及六家“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等语来看，他的态度比窦太后较为宽容。他认为法家有可取之处，由此推测他对建元元年卫绾奏罢治法、纵横之术者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司马谈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有其特定原因的：他这时还比较年轻，刚从道家学者黄子处学成而步入仕途，《论六家要指》即是“习道论于黄子”的结果。从当时政治、学术力量的对比来看，其时黄老思想的统治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成果丰硕，并有汉武帝的老祖母作为最高代表人物。汉武帝即位时只有16岁，在汉家以孝为治的背景下，这位少年天子无论如何是不敢正面同老祖母较量的。所以在当时黄老思想还占上风，黄、老学说的地位高于儒家六经，学于道家的司马谈“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论六家要指》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仅能代表司马谈的前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