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因外力作用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里，文化保守主义一般有两层含义：一种是传统主义，另一种是民族主义。前者属于传统--现代的矛盾，后者纠缠着本土--外来的问题。用中国学界熟悉的术语讲，一为古今之争，一为东西之争。从中国经验观察，两者是容易混同或可能转化的，但从起源与性质上讲，不是同一个问题。传统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反应，民族主义则既可以发生在前现代化的历史上，也可能产生于不同的现代化国家或区域之间。以经验为依据，从逻辑上分清两者的区别，对于理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发展方向及社会功能，有非常内在的意义。
    一、酒与瓶的说法
    应付现代性冲击的不适感，任何民族文化自身都没有固有的经验可借鉴，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对付异族文化的挑战，或者从文化上动员抗击异族入侵或统治的精神力量，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拥有丰富、且不乏成功的经验。这种经验是现代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当近现代中国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时它很自然就被化简为某种反应模式，从而使这种保守主义带上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
    中国文化消化外来文化最辉煌的成就，莫过于宋明新儒学对佛学的扬弃。这一点，常得到现代属保守主义文化阵营的大师，无论是哲学家（冯友兰）还是史学家（陈寅恪）的称道。佛教来自印度，是外来货。但继魏晋玄学之后，隋唐佛学鼎盛，不但在思想界有压倒儒学之势，甚至波及社会经济生活。儒释的差别或矛盾主要表现为：理论形态上，佛学有一个自觉精致而迷人的义理系统，而儒学以六经为主干编织起来的意识形态体系，理论较为粗疏。社会功能上，佛教以生活为苦，设立出家制度，要求解脱出世，这同提倡忠孝节义的儒家伦理造成冲突。站在儒学的立场上，这是不可接受而同时又是不易应付的。
    接受这种挑战，举起卫道的旗帜，而又奠定了对佛学消解策略的人物是韩愈。他不是盲目排外，而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积极吸取佛学中于已有用的东西。例如，仿禅宗传灯系统建立儒家道统；受佛性论启发，通过表彰《孟子》、《大学》彰显儒家心性论等等。这也是一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韩愈的精神基本上为宋明儒学所继承、发扬。①陈寅恪曾议论说：
    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而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又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受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佛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者也。②
    新儒学是成功的，其编织的体系基本成为宋元明清四朝意识形态的信条，雄踞庙堂达几个世纪。这也是中华文化的胜利，它对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起很大的鼓舞作用。陈氏后来又引伸说：今日以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的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③
    阿寅恪承冯友兰的说法，把新儒家的经验，概括为“以新瓶而装旧酒”。然而，从保守主义的立论看，中国历史还提供另一类型的应付外来势力冲击的文化经验，它表现为清代汉学的兴起。无论梁启超还是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提及满清代明对明清之际华夏知识分子的刺激及促成学风转变的影响。从汉文化的观点看，满族是夷，清朝兴起是以夷变夏的惊变。其中，那些有使命感的汉族士人都在总结明朝覆灭的教训及寻求民族复兴的历史途径。他们也从文化上着手，顾炎武关于“保国”与“保天下”关系的议论最能说明问题：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食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④
    亡国是政权易姓，亡天下是纲常失范。把“保天下”故在第一位，实质上是取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立场。顾氏谈的是魏晋，心目中的问题是明清。不仅玄学清谈，宋学也有清谈，尤其是心学一系。“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未。……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⑤他要求拨乱反正，转变学风，由虚学（心性之学）走向实学（经世之学）。其入手处，便是切实研读经史，由读经而晓夷夏之辨的大义，经治史则知历代兴亡之消息。此外，连带涉及边疆地理及漕运、钱粮、盐政之类经济问题的探究。沿顾氏及其同道之路，清学（无论做考据还是谈经世）复兴了汉学，为弘扬华夏民族文化作出其特有的贡献。尽管满洲贵族牢牢控制着政权，且清初通过文字狱对辨种性的异己行为进行镇压，但文化上最终被迫向汉族认同，把程朱理学接为正宗，暴力的征服者在文化上反被征服。
    宋学与（清代）汉学有其共同的目标，即寻护华夏文化复兴之道。但“道”在哪里，如何显现，双方理解的倾向却有歧异。宋学着重往圣之学，汉学关心先王治绩。宋学的道统不是靠师弟相传或典策传播来延续，而是“心传”，其所得之道便是通过“体贴”而来的某种形而上的理念。汉学以经典为中介，通过原典的考释解读去把握先王制礼作乐之精神及历代兴亡之故事，它关心的不是几个抽象的观念，而是“道”具体展开的历史。“六经皆史”可以看作汉学的纲领。
    其实，这“道”的设定的区别，是与各自面对的历史情势不同，因而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也不同相联系的。宋学把文化价值抽象化，让一套形而上的理念同佛学精致的义理相通约，从而化解佛学的优势，同时又把传统的制度风俗纳入新框架来说明，对固有的生活秩序作合理性辨护。用酒与瓶的说法，不变的制度风俗、生活秩序是老酒，新编织的义理系统则是新瓶，宋学所作的功夫就是为传统制作新瓶。汉学把传统精神具体化，它面对的不是异族精神文化的挑战，而是暴力的压迫，目的只是调动自家的精神资源，并促使其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力量，从而维护自己的文化种姓。汉学对传统的着眼点是发掘而不是改造，它只沽老酒，不制新瓶。用哲学的术语表达，酒与瓶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形式内容的分离是哲学思考的产物，传统史学则不如是，它要让过程展示意义而不是将其抽象剥离，否则就是历史哲学，如公羊三世说之类。故从一个文化系统着眼，史学也不承担建立抽象理论、或曰制瓶的任务。
    就完成各自的文化理想而言。宋学、汉学都是成功的。但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文化危机，面临的情形则复杂得多，不但有前两种形势的混合，又增添更严峻的条件。因此，固有的文化经验固然可以作为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精神资源，但作为反应模式来借鉴，则会因面临新的难题而不得不加以变形。同时，在保守阵营内部，酿酒还是制瓶的策略选择，也是一个聚讼纷纭且令圈外人士感兴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