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傅宝真教授就德国军国主义的兴起、发展与没落作了发言。他追溯 了普鲁士的兴起、军国主义的形成和普鲁士民主改革屡遭失败的历史，认为19世纪中叶 的德国军国主义还是防御性的，服务于国家统一这个目标。在统一期间形成“三驾马车 ”制--战争部、议会、参谋本部。统一战争后，参谋本部变成皇帝最高军事顾问，战 争部进一步削弱。统一后的德国成为一等强国，实现了工业界巨子与大日耳曼主义的军 界的结合。一战后，军国主义瓦解，但未消亡。他指出，德国军国主义具有自我封闭、 妄自尊大等特点。他还从地缘因素等角度分析了产生德国军国主义的原因，并就“史里 芬计划”和德军在1914年西线作战中的偏差作了分析。
    四川师范大学周小粒副教授从德国农业的角度切入，谈了军国主义德国在一战中迅速 败亡的原因。德国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开始成为粮食的纯进口国；一战前德国没有达 到粮食上的自给，也没有做好储备；随着战争的进行和海洋封锁的加剧以及国内农业的 萎缩，全国逐渐陷入饥荒之中，从而加速了德国的崩溃。
    山东大学杨光博士从宣传思想、宣传内容、宣传运作等方面探讨了早期的纳粹宣传， 并运用群众心理学进行分析，认为纳粹宣传是政治经济问题，也是心理学问题。他进而 提出人的现代化问题：不要陷于个人崇拜，要尊重理性，摆脱“权威主义性格”的倾向 ，不要做逃避自由的乌合之众。
    三、德国外交政策和德中关系
    江汉大学唐庆副教授讨论了德意志帝国时期由“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转变的原 因：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观的侧重点不同；威廉二世时期的经济实 力更为强大；国际政治紧张形势的影响。她指出，德国的政策转向对国际政治体系产生 了重大影响，加速了大国关系由多极走向两极的进程，加速了战争危机的增长。
    湖北大学王扬副教授探讨了魏玛共和国在远东实行的“非强权政治”性的政策，认为 这一政策迅速改善了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并且为改变其孤立状况、重返远东市场创造 了条件。与此同时，德国承认日本在远东的霸权，不仅争取到日本在德国战争赔款等问 题上的同情和支持，而且对希特勒上台以后远东政策的亲日化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都师范大学程文进博士探讨了30年代美德两国关于罗斯福“世界和平会议计划”的 接触。1936-1937年罗斯福设想召开世界和平会议讨论政治、经济和裁军问题，通过满 足德国在经济领域和殖民地等方面的要求来安抚希特勒，以缓和欧洲形势并避免战争爆 发。德国内部对此存在争论。德美接触没有任何成果，一是由于美国计划大都限于经济 领域，对德作出的让步与纳粹的目标相距甚远；二是德国认为美国没有影响欧洲的足够 实力。
    西华师范大学杨和平教授探讨了30年代奥地利问题对德意关系的制约。直到埃塞俄比 亚战争后意大利事实上放弃了奥地利，德意才结成“轴心”。
    关于二战后德国的外交政策，华中师范大学黄正柏教授指出，联邦德国是最希望改变 国际地位的国家之一，但其政策却与战前不同，具有一些新特点：一是坚持作为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的一员，拒绝中立的或在东西方之间自行其是的道路。二是坚持与法国的和 解与合作，积极参加欧洲一体化。三是置身于多边国际体制之内，通过多边合作的框架 来谋求德国的利益，实行必要的自我约束。四是抛弃战前的地缘政治和军国主义的信条 ，奉行“经济政治”、“贸易立国”原则，实行经济外交。联邦德国外交政策转型是一 系列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战后国际体系的制约、地缘因素、历史 因素、冷战和意识形态因素、德国经济结构的特点以及德国人对历史的正确反思。
    中国政法大学贾文华博士就“哈尔斯坦与1965年空椅危机”作了发言。哈尔斯坦作为 首任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他主张欧洲议会与委员会的权力扩张应 与共同农业政策及共同体的自有财源等问题同期解决，引发“空椅危机”。原因是他对 欧洲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特别是法国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倾向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
    河南师范大学赵文亮副教授比较分析了斯特莱斯曼“东方政策”与勃兰特“新东方政 策”背景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河南新乡师专的王哲教授就“新东方政策”作了发言，指 出其核心是德国统一问题，是“以接近求统一”。
    华中师范大学萧汉森教授讨论了德国统一后对美政策的走向，认为一方面承继了与美 国的传统盟友关系，但另一方面德美关系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在美英对伊拉克动武问题 上，德国坚持反战立场，这是德国独立自主的对美政策的表现。他进而分析了德国政策 变化的国际和国内因素，认为德国将进一步加强对美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提升德国 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关于德中关系。武汉理工大学肖建东副教授提出应从现实政治角度、从理性角度分析 德中关系史。他认为中德1921年协定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新约。它制衡着日本， 有利于中国，也符合德国利益。台湾傅宝真教授认为1921年德中协定是因为德国战败后 需要朋友，需要重返远东发展商务。他还讨论了30年代德中关系，指出当时德国对中国 的军事援助是为了换取它重整军备所需要的钨。他还认为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大举侵华 ，原因之一是德国援华，使日本担心以后更难以征服中国。而日本三个月亡华未成，也 与德国军事援华有关。
    四、德国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的难民、移民和犹太人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陈晓春教授对二战后德国难民问题作了发言。他指出，被驱逐者问题 可追溯到一战后，当时许多原先德国人居住的地区被割让，加上大规模的战争赔款，破 坏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稳定。二战后驱逐德国人的具体过程开始于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地 区，总计有1200万德国难民遭到东欧国家和苏联的驱逐。被逐难民在向西部流亡的过程 中，遭受了无穷的灾难。许多难民在新的地方重建家园，但许多人仍旧怀念自己的家乡 。他强调，重温这段历史，是要唤醒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热爱。
    武汉大学李工真教授就纳粹时代德国知识分子的逃亡问题作了发言。他指出，纳粹的 反民主、种族论、高压统治，加上经济危机，希特勒大肆驱逐犹太人、知识分子及持不 同政见者，以及纳粹德国大学体制变化都造成知识分子逃亡。而罗斯福对美国移民政策 的修改，则使大批知识分子移入美国。欧战爆发后，欧洲大陆及英国许多科学家有组织 有计划的转移，许多技术人员被美国留下。德国被驱逐的知识分子给美国社会发展带来 巨大贡献。
    这次讨论会少长咸集，高论纷呈，不仅对德国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学术研讨， 而且紧扣时代精神，探讨了极富现实感的历史问题，展现出德国史研究在理论探讨的深 入和研究领域的拓展上都有新的成果。